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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需正确处理“三大关系”
严书翰
//www.workercn.cn2014-12-02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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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加强话语权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是对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简称“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更明确、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及其艰巨性,扎扎实实地做好这方面的基础工作,正确处理三个重要关系,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一、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及其艰巨性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做好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工作,首先对它的重要性要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国内和国外这两个维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首先,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和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简称“两个巩固”)的必然要求。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即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都明确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两个巩固”方面就不需做工作或者说就没有问题了。其中一个很重要问题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心。因为“两个巩固”的对象都是人。主要是青年、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而要让马克思主义内化于这些人的心,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既是重要的,又是紧迫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列宁发展了的学说体系。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它在世界各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这可以从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它对中国先进分子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吸引中清楚地看出来。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95年版,第9页)那什么样的理论才是彻底的理论?理论又是怎样掌握群众的?众所周知,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是通过话语体系来说服人的,来掌握群众的。这就启示我们:话语体系表面上是乎只是一个“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实际上它涉及价值表达、思想影响和真理传播等重大问题。因此,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我们党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是极其重要的。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们的话语体系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80后、90后青年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是有限的。

  其次,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在当前国际话语权较量的总体态势上仍然是“西强我弱”的。

  一百多年前,《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那时,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还是一种思潮、流派。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欧洲反动势力就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可怕的“幽灵”,加以坚决反对。今天,马克思主义己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影响力举世公认。因此,在某些势力、某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止是“幽灵”,而是“洪水猛兽”了。这种状况可以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反共势力弹冠相庆中清楚地看出来。今天,世界社会主义在历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强大冲击后已经稳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不断发展,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当前国际意识形态的交锋中 “西强我弱”态势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这样背景下,我们往往是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这种状况是与我们缺乏一套比较成熟的话语体系有密切关系的。

  问题的重要性往往决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正因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关系“两个巩固”, 关系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关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关系提高“三个自信”。而且话语体系建设本身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比如,如何实现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融通转化,如何通过多学科、跨领域的协同研究,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学理支撑等。这些问题并未解决,或者说才刚刚破题。需要理论工作者自身付出艰辛的努力。借用邓小平的话说:这是一项“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180页)

  如上所述,我们从国内国外这两个维度论述了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及其艰巨性。当然,惟其重要、惟其艰巨,才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完成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二、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虽然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但是当前是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最佳时期。这是因为理论创新来自于伟大的实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作了充分评价。这些成功实践的成果是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并在世界上赢得话语权优势的最丰富源泉。为此,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尤其是改革开放实践中涌现的原创性话语进行梳理和提炼,这是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而且这项工作本身也就是一种创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和经济社会变革相适应,涌现出许多原创性话语。这些话语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富有哲理。可以说它们是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实现话语体系创新的宝贵材料。比如,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才是硬道理,执政党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等。还有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等。可以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为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治国理政纲领。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政治宣言,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一面精神旗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生动的实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本身也就是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因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己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而且这些话语具有原创特点。如,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要把中国梦的内涵聚焦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理论;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已特点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两手抓,两手都要抓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

  今天我们需要下大气力,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经济社会变化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极其丰富的原创话语进行梳理和提炼,这是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需要我们扎扎实实把这项基础工作做好。应该说这个工作也在做,但还是初步的,还未能形成强大的合力,还未能有效整合资源。与我们时代和事业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

  在梳理和提炼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话语划分为这两大类。一类是属于党的文献语言与学科语言已经有机结合的话语。比如,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协商民主、共同富裕等。这些话语既是党的文献的关键词,本身又是学科话语。又比如,“以人为本”,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提法一百多年前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就提出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地赋予了以人为本全新的内涵,今天以人为本成了表达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党的文献语言。毛泽东用“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来概括党的性质和宗旨。邓小平有“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的名言。江泽民认为“三个代表”,最终要落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把像以人为本的这类话语作为学科语言甚至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范畴。从而为党的创新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另一类是属于很“接地气”的话语。除了前面提到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等老百姓喜闻易解的话语外,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文献中又涌现出不少这类话语。比如,用“要有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私心杂念,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来表达领导干部要有戮力复兴的历史担当。用“功成不必在我”来倡导各级领导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冶病” 来表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要求。用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来表示我们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决心。用“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来表述要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还比如,党的文献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来表示三农问题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重中之重。用“记得住乡愁”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要求。用“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来形象而又准确地指出以往我们在规划工作中的弊病和教训等。作为理论工作者应该把包含在这些“接地气”语话中的哲理内涵揭示出来。我们这么也做就是在扎实地梳理和提炼已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也就是在做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工作。列宁有句名言:真理是很朴实的。所以我们决不能把党的文献中这类朴实的话语,简单地同无学理性划等号。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梳理和提炼现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点工作,就是要把民族复兴中国梦作为核心思想和关键话语,并且要把它有机地结合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中去。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既要揭示民族复兴中国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时代内涵,又要运用相关学科的重要概念、基本范畴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话语体系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这也是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团结合作、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浮躁不得。

  三、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既是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又是篇大文章。虽然己经破题,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总结以往经验,面对当今需要完成的紧迫任务,我们认为正确处理好这三个关系,对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打造硬实力与提升软实力的关系。综合国力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成的。硬实力主要是指经济力、科技力和军事力等。在这些要素中经济力是基础,是硬实力的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从原先经济基础十分落后,发展成为今天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总钥匙。我们过去战胜各种严峻挑战,靠的是发展;各个领域取得成就和进步,靠的是发展;解决未来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靠的是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靠的是发展。总之,发展经济对于打造我国硬实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就不能也不应该动摇。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不断提升与我国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特别是世纪之交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败教训告诉我们:只有硬实力而缺少软实力,或硬实力与软实力不相匹配都是不行的。美国著名学者,软实力概念的创立者约瑟夫.奈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软实力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和对外政策。约瑟夫.奈把文化摆在软实力来源的第一位,是有见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文化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也就是要不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而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则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打造硬实力与提升软实力的关系。

  二是扩大话语体系的国内影响力与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系。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对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吸引力、亲和力,从而使这个理论体系走进群众、凝心聚力,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需要克服的不足。前已述及,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民群众中涌现出许多鲜活的名句。这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党的创新理论对于人民群众具有吸引力与亲和力的有力佐证。近十年来,在深入调研和精心编写的基础上,我们每年都推出一批以《理论热点面对面》为代表的通俗理论读物,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这是因为在这些通俗理论读物中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与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不愿意立足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来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更有甚者认为,研究党的理论这不叫做学问。一些人对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和社会转型即“三期叠加”过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不感兴趣。认为改革离我很远、开放与我无关,热衷于在电脑上“闭门造车”,等等。这些想法或做法,都是落后于当今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和蓬勃实践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尤其是要倡导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我国话语体系建设,不断扩大这个话语体系在群众中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应该承认,我国话语体系的世界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还是相对较弱的,这与我国在当今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地位很不相称。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权是紧密联系相得益彰的。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有利于增强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因此,要善于运用国外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和手段,努力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讲好讲活讲透中国故事,不断增强我国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穿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这是提高我们国际话语权的迫切要求。

  三是克服“外来教条主义”与克服“新复古主义”的关系。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属于意识形态建设范畴。讲意识形态建设就不能不讲反对片面性即要注意克服错误倾向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反对和批判存在于我们队伍内部的教条主义,它的特点是“言必称希腊”。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外来文化越来越多地传进来。其中当然包含人类文明成果,需要我们认真吸收和借鉴。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人对外来的东西食洋不化,甚至顶礼膜拜的情况。尤其是热衷于简单套用西方的范畴、理念和结论,习惯于用西方话语或西方思维方式来解读我国丰富多彩的发展实践。这就是“外来教条主义”,它的特点是“言必称西方”。对此,如果不加以克服,那么后果也是很消极的。

  在此有必要论述语言与话语权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语言是人类长期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因此,语言作为人们交往工具同其它生产工具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由语言构成的话语权则是有阶级性或带有阶级色彩的。话语权的创立者法国的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著名的英国现实主义者卡尔把国际权力划分为3种: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因此,话语权反映的是某种政治经济权利,体现了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或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西方话语既不能一概拒之门外,又不能简单照搬。要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

  一种情况是可以借西方话语的“外壳”为我所用。比如,宪法是西方资产阶级先搞起来的,法治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话语。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有宪法,也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尽管其内涵与西方有根本区别;另一种情况是可以赋予某些西方话语以新的涵义。比如,人权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提出的口号。虽然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曾经以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反对人权口号本身或提法,而是赋予人权以新的内涵。我们党强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权首先是指生存权和发展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今天在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都有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

  还有另一种情况是指,某些西方话语有其特定的语境和涵义,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这类话语,我们既要指出它的实质,又不能加以采用。比如,“私有化”,它是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中引申和得出的概念,即主张全部资产私有化。这与我们所说的进行国有资产经营“民营化”的改革,普遍实行股份制和进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根本不是一回事。还有“文明冲突”,虽然它反映了当今文明碰撞的现状。但是,这个提法包含了西方对文明类型划分的标准和理解上的固有范式。这种范式是排斥我们一贯倡导的文明是多样的以及各种文明是可以包容和共同发展的文明观。而且这种范式还有意贬低其他类型的文明。如果简单地使用这些西方话语而不加甄别,只会引起语义和思想上的混乱,有百弊而无一利。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话语确实已经难以解释我国丰富多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实践。简单地搬用,只会造成削足适履的严重后果。

  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复古的主张及其代表人物。这些事与人大都落了个壇花一现的结局。我们这里所讲的“新复古主义”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过分拔高传统文化或其中某些内容的主张和观点。对于这些片面观点和错误倾向如果不加以克服,那么其后果也是很消极的。前已述及,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近十多年来,出现的“新儒家主义”、 还有主张要把《易经》、《八卦》作为观察社会与人生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等观点,就是一种谬误。儒家思想确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易经》和《八卦》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是“新儒家主义”主张把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一些观点把《易经》和《八卦》视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等,这是一种误导。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今天,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

  当今世界思想文化大交流大交融大交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多元多样多变,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我国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所决定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的根本原则。从认识论上看,倾向也就是片面性。而片面性往往又是相通的。“左”是右的影子,说得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我们要坚持和倡导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讲的“两点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只有坚决克服“外来教条主义”和“新复古主义”,才有利于我们把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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