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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严复翻译《国富论》(《原富》)将经济学带入中国,已经过去100多年。今天,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大国之一,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日益引起重视乃至效仿,中国经济道路也迫切需要理论定义与解释。这时,如果对现代经济学还停留在严复时代的引进和学习,显然就辜负了时代。在中国经济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既有经济发展样本的今天,中国经济学界再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学者后面,甚至是削足适履式地跟随,这就是缺乏理论自信的突出表现了。试举两例:
其一,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恒久论题,是关乎经济学基本取向的大问题。《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它发现了市场机制奇妙且巨大的作用,因而几乎反对一切政府干预。然而,另一部或与《国富论》齐名的经济学巨著——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却赋予政府广泛的经济职能和干预责任。可见,西方经济学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在现实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也是各不相同的。不同国家有不同条件、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等等。就连最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一旦遇到危机,政府也会赤膊上阵,不再顾及不直接干预的信条。当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依据其自身条件和需要更多强调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学者如果不顾中国自身的条件和需要,也紧随其后一味宣传经济自由主义,甚至把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和理念,那就不合时宜了。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应当反对政府过度干预,而是说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与其陷入市场崇拜而不断重复旧章,不如做些更基础的学术创新,研究在一个规模巨大、国情复杂、经济发展差异明显的国家,如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造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发展经济学”。
其二,近些年,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很是热门,大凡研究开放经济者,言必称新新贸易理论。应该说,国际贸易理论从古典比较优势理论、自然禀赋理论到克鲁格曼等人的产业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再到这些年梅立兹等人的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合乎规律的演进,对于解释贸易的成因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这一理论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背景的。在那里,企业制度规范、市场开放、竞争充分,企业在出口与内销、投资与贸易之间自由选择,把贸易产生的研究视野深入到企业内部是一个重要创新。然而在中国,国际贸易的很大部分源自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差异明显;而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不同类型,不同企业的市场地位和体制并不相同;即使在国内,市场统一和要素充分流动也未完全实现。此时,企业异质性虽然也体现在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规模、效率等方面,但更体现在体制、市场地位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资本密集度和人力资本高的企业效率未必高,高效率的企业未必能进入国际市场开展贸易,低效率的企业未必会退出。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去套中国的企业差异,去解释贸易的原因,即使不是舍本逐末,至少也是以偏概全,很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如果按照这些结论制定政策,就可能上这种经济学家的当,被他们忽悠。但现实中我们看到,许多青年学者在以这些理论为依据研究中国的出口问题。问其原因,回答是:国际一流刊物发表的都是这类文章,美国的一流学者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这就是今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应用的图景。由此,号称致用之学的现代经济学常常在中国水土不服,或者找不到用武之地,或者提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点子。这当然与西方经济学遇到“中国问题”有关,但又不仅如此。就是在西方那片土地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和致用性也日益受到质疑。这些年,经济和金融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而每到危机时刻,平时说得头头是道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种工具与模型便束手无策。许多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越来越本末倒置、误入歧途,成为花拳绣腿,致用性日显不足。此类理论原封不动地引入中国,必然是南橘北枳。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水土不服、效果不佳,恰恰说明我们需要立足中国这片土地,针对中国现实问题,同时继承经济学几百年发展积累的优秀成果,努力创立中国经济学。
有人质疑是不是有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就如同没有中国物理学、中国化学、中国生物学一样。这本质上是经济学发展之辩。实际上,经济学永远成不了物理学、化学或者生物学。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属性是改变不了的,原因就在于它研究的是人类活动和人类行为。因为有人,就有人的多重目标、集体行为,就有不同的制度、组织、政党以及思想、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这使得经济活动尤为错综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学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中国经济学者应该有信心、有能力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和规律创立中国特色经济学。
实际上,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正在积极努力着。他们一方面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在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而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到各种中国版的经济学书籍。当然,这种中国版创新可以有各种形式,不是要取代西方经济学,也不必强求一律。或许,将来经济学还是那个经济学,但其中已经包含许多由中国经验升华得来的理论成果。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创新。(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北京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