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制定的“为学”校规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这条校规到了20世纪，被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也定为“校训”。

　　自南宋以降的700多年封建时代，要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巨的人，排在前列的一定有一位书生，一位曾站在讲台上谈经论道、答疑解惑的老师，一位创办了不少学校的校长，他就是朱熹。谈及近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不能不说到备受反封建斗士批判的“理学”，说到理学，就不能不提它的源头：朱熹。正因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理学”成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众矢之的，所以朱熹的名言“存天理，灭人欲”更成为批判唾骂的靶子，朱熹本人也因为成为腐朽封建思想的“杰出代表”，一度背负无尽骂名。

　　今天来看，对朱熹的评判，见仁见智，但仅仅就其办学、讲学而言，他在数百年前所展现的博大胸襟和宽广视野，散发着与封建社会完全相异的现代气质，堪称中国古代最具有现代气质的大学校长。

　　不妨随便看几个关于他的办学讲学故事。1178年，他利用地方官身份，重建了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这一点和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带给北大新生和光荣很相似，都具有重生的意味。朱熹执掌白鹿洞书院这所当时的半公半私性质的“大学”后，首先制定了大学校规。比如他制定的“为学”校规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这条校规到了20世纪，被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也定为“校训”。他甚至还执行“导师制”，在校务之外，和名师们一道既为学生们讲课，同时还兼具对学生做人行事的指导，对学生全面负责，比今天大学的导师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创建了“会讲”的学术方式，就是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大小不一的范围内进行探讨和论辩，其他的教师和学生可以旁听；这还嫌不够，于是朱熹还到全国各著名高校进行“学术讲座”，其中在另一所著名学府岳麓书院的报告，听众反响强烈，听者如潮、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的坐骑都将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作为白鹿洞“大学”校长的朱熹，始终崇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书院经常挖来著名学者讲学，甚至不乏朱熹的学术对手，所以学术空气相当活跃。南宋鹅湖书院曾邀请朱熹和陆九渊来讲学，两人是学术上的对头，辩论相当激烈。虽然朱熹在观点上坚持己见，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他很欣赏陆九渊的《论语》研究，后来还将陆九渊请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论语》，并将他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供书院长久学习。陆象山特来拜访朱熹，请他为其去世不久的哥哥陆九渊写墓志铭。朱熹顺请陆象山在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之义，陆宏论滔滔，将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的听众有感动而落下泪来的。朱熹特意将陆象山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门。这正契合了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据国学家陈荣捷考证，朱熹白鹿洞书院可能是最早开“访问学者”项目之先河的“大学”。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在应天山精舍和象山书院讲学，著名学者吕祖谦在丽泽书院主讲，受朱熹的邀请，他们都以“访问学者”、“客座教授”的名义到白鹿洞讲学。后来，邀请外校名师来本校讲学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

　　最难能可贵的是，朱熹校长在繁忙的讲学、游学、写作闲暇，还不忘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在地理、天文等领域均有建树。1130年科技专家黄裳制作了一张木刻立体地图。此图后来引了哲学家朱熹的兴趣，他千方百计地收集木刻地形图，以便进行研究。他自己也有时用黏土，有时用木刻制作立体地形图。黄裳曾撰文讲述了朱熹制作的一幅地形图的情况：“（朱熹）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榫镶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可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对于雪花为什么是六瓣的问题，朱熹解说道：“雪花所以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开成棱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朱熹对自然科学的钟爱不仅反映了一位大学校长广博全面的知识结构，也让人窥见他之所以能在教育领域成功的科学精神。

　　如果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支撑现代大学的血肉血脉，不妨到800多年前的校长朱熹那里“留学”，他身上散发的现代大学气质，无疑堪当中国当代许多大学校长们的精神导师。（作者系西安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