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

　　最近在网络上兴起了一场关于“科研是不是要去汉语化”的小规模争鸣。作为问题的提出者，中科院院士、海洋与地球科学领域的专家汪品先教授，就目前国内科学界动辄以英文文献发表为荣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方面会动摇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独立性，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我们的科学界面临沦为西方学术界的“外包加工商”的危险。同时，他认为汉字的表述潜力，非常可能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进步而得到解放，因此，国内学者切不可因为“汉语含混、不精密”之类的似是而非的理由，而对母语妄自菲薄。

　　与此同时，华中科技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薛宇则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汉语词汇的标准化程度低，用来打造公共学术交流平台具有某些先天不足；加之中国科研队伍的相对规模（和中国人口的总体规模相比）其实是非常小的，即使大家都用英文写论文，也根本不会对汉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构成影响。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科技界面临的问题恐怕不是英文文章写得不多，而是英文文章写得还不够漂亮，不足以“以量博质”。他最后指出，学术成果自身的质量，与其发表语言毫无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强调“母语情节”，意义不大。

　　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看来都有一定道理。在哲学上，我们将此类正、反方意见因为都“貌似有理”而引起冲突的情况，称为“二律背反”。不过，若仔细探究一下，双方的议论似乎也都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同时享有东西方思维之红利，才能在科学征途上走得更远

　　汪院士的议论提及了英语霸权背后的经济、政治权力的支撑，并由此认为这种支撑力本身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且不提个体学者区区二三十年的黄金学术生命是否能够等来 “英语国家实力的衰落”，就算能够等来，习惯了字母文字的外国科研人员是否就因此愿意转回头来学习复杂难懂的汉语，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此外，抛开经济、政治等外围因素不谈，英文比法文、德文、俄文等其它西方语言更容易上手（如性、数、格的变化高度退化，单词长度较短，等等），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地球上不说汉语的另外五分之四人口来说，要挑选一种最简易的语言作为跨文化的交流工具，没有理由不去选择容易上手的英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学家若缺乏够格的英文表达力，难免会为另外五分之四的人类所隔绝，而无法分享全球科技信息大网络所带来的红利。

　　至于薛教授的意见，则似乎有混淆“表达语言”和“思维语言”之间的界限。笔者与薛教授一样，也认为在“表达”的层面上，现阶段的中国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修炼英文表述的能力以提高论文在世界舞台上的接受度；但是这并不等于放弃“汉语思维”。

　　中式思维重直观、重隐喻、重发散的特点虽一直遭人诟病，然而，至少在进行“头脑风暴”式的学术构思的时候，这种思维方式未必就不是一种助益。别忘了，门捷列夫同志就是在做梦的时候悟到元素周期表的。当然，传统的中式思维对于直观和联想的过于依赖，的确是对于按部就班的逻辑精神与脚踏实地的实验精神的一种威胁，但是，只要今天的中国科学家能够做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两种“抡板斧”和用“绣花针”的功夫是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换言之，笔者认为，如果在构思大思路的时候用尽老祖宗留给我的思维特征的好处，而在求证、筛选构思方案与论文写作的环节上又严格按照西洋学术的标准来精心操作，中国科学家就能够同时享有东西思维之红利，在科学征途上走得更远。

　　按照这个建议，有人可能会问，中国科学家最优秀的科学成果还是用英文写出来的，那么本土杂志谁来扶持？笔者的观点是，杂志是为科学家服务的，不是反之。站在科学家自身的成长角度来看，通过在优秀国际学术平台上的靓丽发表成绩来获取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美誉度”，乃是促进其继续进步的重要精神激励因素。对于学者的这一正常的“功名心”，学术管理部门要小心爱护，积极引导，而不要太担心优质学术论文的“流失”。本土科技杂志更应当做的事情，乃是紧紧盯住国内相关科学领域专家在国际前沿科研刊物上的优秀发表成果情况，努力争取高权重影响的工作成绩的衍生性成果能够以中文形式发表，或者干脆改换思路，鼓励学者用汉语写出相关工作背后的直观性基础，以便为汉语圈中的同仁所分享。

　　人文科学，更迫切需要学者“用外国话说好中国故事”

　　以上所论及的，主要还是自然科学界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由于笔者从事人文科学领域研究，所以自然很想就人文学科内部的类似争端发表一些管见，以便为上述争鸣提供一个更为宽阔的参照系。

　　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人文学科要比自然科学承担了更多的“守护本土文化传统”的职责，所以中国的人文学者要更多地用母语写作。而笔者的观点恰恰相反。因为在这里，“守护”二字实在器小，这两个虚张声势的汉字，实际透露出的是浸透纸背的防守心态与弱者心理。

　　隆美尔有一句名言“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同理，最好的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魅力的方式，并不是关起门来玩自己的游戏，而是积极投入全球文明建设的大潮，让不懂汉语的外国朋友也能够折服中国学者的实力。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国际学术游戏规则的某些屈从乃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对于学术英语的熟练掌握当然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问题是：既然中国的奥运选手能够在遵从国际奥委会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照样摘金夺银，中国的学者（含人文学者）为何不行？难道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体育大国地位，是靠咏春拳与无影掌打造出来的吗？！

　　有人或许会反对说，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与体育竞技更不一样，因为它带有某种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你一用洋人的语言来表达，某些潜在的意识形态性就会潜入其中。在笔者看来，这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就算只在纯粹的政治层面上说事：我国的外交官要就国家利益与外国交涉时，若翻译不把我国的立场翻译成外语，人家怎么和你沟通？但是我国的立场若翻译成英语来表述，难道就会因此而失去了其本有的“立场性”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当然，如何用外国话说好中国故事，是一门非常困难的、要求高度表述技巧的艺术。让国人略显尴尬的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案例，往往是由外国人创造的。

　　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于当时在英语世界引介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让人略显遗憾的是，这样的重要工作并不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其背后的道理自然是因为中国人的英语还不够好，不足以写出打动英美人心灵的作品。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在20世纪，对于源自于中国的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工作，分别是由日本人冈仓天心与铃木大拙完成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斩获，就是因为此二人都致力于用英文发表来展现东亚文明之魅力，以便让对汉语或者日语往往抱有先天恐惧的西方人士，能够较为顺当地体会到东亚艺术与宗教的某些独特之处。

　　尽管以英文为媒介的这种介绍肯定会导致某种信息损失，但是即使是百分之七十的信息传达，也要比百分之百的信息闭塞更为有效地搭建起东西方文化的桥梁。由此看来，今日的人文科学界同仁，当更多地以斯诺、铃木、冈仓为师，争取用英语阐释东亚文化的“中国人主导权”，而不要再让“禅宗是日本佛教”之类的因中国话语权缺失而导致的误会，继续在西方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