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科技文明》一书，从思想史上揭示儒学与科学对立说可以休矣——

　　自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同时又引进“科学”、“民主”后，把儒学与科学对立起来的观点开始流行起来。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中国人无法割舍的文化情怀；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中国人物质生活的根本保障。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儒学与科学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硬是把儒学与科学对立起来，那么又如何能够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呢？

　　儒学与科学并非对立

　　事实上，儒学与科学本不是对立的。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之道，因而既重视伦理道德，又要求研究天地自然；儒家讲博学，“耻一物之不知”，因而既要学习人文知识，又要研究草木虫鱼；儒家以民为本，因而既要道德教化，又要发展经济，进而发展科技。儒家创始人孔子要求学生“游于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并且还整理了现存最早的农历书《夏小正》，流传至今，其中包含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所编辑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成为儒家“六经”，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方面的知识，其中《尧典》、《禹贡》、《月令》、《考工记》等都是科技类经典。

　　正因为如此，历代儒家都重视科技、研究科技。孔子之后，孔子弟子曾子与学生讨论过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思孟学派的《中庸》、《孟子》中都包含了科技知识；荀子对自然现象有极大的兴趣并作了细心观察，对自然规律有一定的认识。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推动了天文历法的发展，为此，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称“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宋元时期的儒家普遍对自然知识以及科技感兴趣，尤以朱熹最为突出。他对天文地理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明清时期的儒家虽然对于西方科学进入中国有所担心，但仍然以积极的心态学习西方科技，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

　　当然，儒学并不等于科学，因此，一直有儒家担心过于沉溺于科技而影响到儒学，因而把科技摆在次于儒学的位置。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孔子弟子夏认为，科技是“小道”，又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平心而论，这只是反映儒家对过于沉溺科技的一种担心。这种对于科技的担心，不能被误解为反对科技。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儒家对于科技的担心，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在今天看来，儒学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也有不利的方面。在儒学实用理性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科技过于强调实用科技的发展，在科技理论的创新方面，有所欠缺；由于儒学对于社会诸多领域的主导性过强，科技的发展始终处于儒学的统摄之下，而没有能够获得真正的独立，从而导致了科技独立性的缺失。但是，这些不利的方面，只是反映儒学在如何促进科技发展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不能被误解为是阻碍科技的发展。

　　儒学对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曾有过辉煌的科技发展，在宋元时期达到高峰。儒学不仅在同一时期也达到了发展的高峰，而且对科技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不只是因为历代儒家重视科技，甚至有些儒家学者研究科技并在科技上有所贡献而成为科学家，更在于儒学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儒学思想影响着科学家成长，成为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培养了他们的人格素质，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科学研究。其次，儒学思想影响着科学家从事科技研究的动机，古代科学家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于“仁”、“孝”之德、出于求道求理的目的而研究科技，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儒学的价值理念而展开的。再次，儒家经学影响着科技研究过程，不仅儒家经典是古代科学家的重要知识来源，而且经学研究方法是古代科学家主要的科技研究方法，儒家自然观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宋代儒学所形成的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与宋元时期的科技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中国科技史家们指出：“宋代新儒学追求理性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无疑有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宋元科学高峰期的出现，这是一个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说，中国古代科技是在儒学的不断发展的背景中形成、发展并达到高峰的。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了，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这当然也与儒学有一定的关系。问题是，在近代政治制度背景下，儒学缺少了新思想的创造动力，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思想大师，儒学衰落了，无法像宋代那样促进科技达到高峰，所以纵有各种各样的努力，也终究无法阻止科技的衰落。这种儒学与科技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相关、兴衰与共的密切关系，个中缘由，令人深思，根本不能以儒学与科学的对立予以简单回答。

　　纠正儒学与科学关系上的误解

　　民国初期，儒学对于社会以及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被过分夸大，因而有些学者把儒学与科学对立起来，并逐渐被学术界乃至社会所广泛接受，甚至还从中引申出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怀疑。幸好，包括李约瑟在内的不少科技史家们，通过艰辛的研究工作，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古代曾有过令同时代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科技辉煌。但即便是这样，李约瑟在赞叹中国古代的科技辉煌之余，仍然认为，儒学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与此相反，早有一些学者反对把儒学与科学对立起来，尤其是肯定宋代儒家朱熹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及朱熹儒学对于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民国时期，胡适虽然赞同“打倒孔家店”，但对于朱熹所做的自然科学研究仍予以高度肯定，而且认为朱熹对于《大学》“格物致知”的诠释，“含有科学的基础”，“确是有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即使是当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吕振羽、赵纪彬等，他们虽然对儒学多有批评，但仍然肯定朱熹的自然科学研究以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对于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近十来年，这种在中国流行了近百年的儒学与科学对立之说，不断受到各种质疑和挑战。每当出现把儒学与科学对立起来、强调儒学对于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的论说，虽仍有一些附和声，但同时也会有大量不同的声音，而且这种呼声越来越强大。笔者于2002年出版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第一次全面讨论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2007年出版的《宋代的儒学与科学》、即将出版的《儒学与科技文明》，都极力消除学术界在儒学与科学关系上的误解。

　　当今社会，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日趋强大，在那个缺乏文化自信的年代所形成的所谓儒学与科学对立之说可以休矣。现在重要的不是去讨论儒学与科学是否对立的问题，而是应当深入讨论弘扬儒学与科学如何相互促进的问题。一方面，儒学应当通过合理地吸取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同时通过运用科学成果和科学手段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儒学治国、平天下之目标；另一方面，儒学应当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积极引导科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从而再现中国曾有过的科技辉煌。可以相信，在儒学与科学的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中，必定会再现宋代那种既是儒学发展高峰又是科技发展高峰的繁荣景象。（作者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