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特别是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时特别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这既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为各类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这标志着新型智库建设已经从高层部署进入到了实践操作层面。青岛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必须顺时而动、快速响应，率先在地方智库建设领域迈开新的步伐。

　　一、地方智库的主要特征

　　从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看，智库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崛起的关键历史时期。一战后，美国出现了以外交关系委员会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美国在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做了铺垫；二战后，又涌现出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智库，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影响。目前，美国有许许多多的第三方智库，以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为国家最高层权力机构的决策施加着影响，如首都华盛顿既是美国权力中心，又是国际情报中心，该市多数智库都有专注的研究范围和相应的数据库，并且聘请和邀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领衔研究项目，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中标政府研究项目，二是获得民间特别机构资助，三是特殊情报机构资助，多通过特定或者委托项目的成果专题报送形式，影响白宫及各个权力机构、法律机构、两院议员的决策。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特别密约报告，这种报告限定性强，任何情况下智库机构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相关研究成果。

　　我国国情不同，智库建设自然不能照搬西方。根据当前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都在发生深刻转型的时代特点，结合“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笔者认为，为地方党委政府服务的地方智库至少应具备如下特点：

　　要有国家责任意识。地方智库在价值观选择上，必须以国家、人民利益为本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其组成人员应以体制内教研人员为主，适当兼顾社会组织中的相关专家。所谓体制内教研人员，主要是指党政部门、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所和高校等内部专家学者；所谓社会组织主要是指隶属社科联系统的各类研究会、学会、协会以及其他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一般说来，社会组织的相对独立地位能保证其研究成果更为客观中立，因而隶属于该组织的专家在地方智库中的作用更不可或缺。

　　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本土风格。国家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地方智库则是地方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地方智库承担着聚贤汇智、为地方党委政府提供参谋咨询的职责，一方面要承担相关组织功能，推进成果交流和跨界沟通，进一步开拓认知视野，但更多的还是立足国情地情，锻炼和提高智库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咨政水平，更好地为地方党委政府服务，这就需要地方智库必须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本土风格。

　　要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和政策传导力。对外开放格局的不断深化，使“引进来”、“走出去”成为中央和地方共同的战略选择。由于自然区位和历史渊源的差异，不同地区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对外经贸重点。地方智库对内要努力将理论研究成果更多地转化为决策参考，在对外开放的国际交往舞台上，则要努力发挥辐射功能，不断传导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既发挥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的作用，也要助推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要有足够强的人才吸纳机制。地方智库要发挥好为地方党委政府服务的咨政作用，就离不开那些熟悉中国国情和地情特质、能“读懂”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思维及决策思路，同时又了解发达国家的有效经验，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相当程度创新思维的咨政人才。这些人才既了解中国国情、熟悉体制内权力运行规则，又具有国际眼光和全球化意识，其对策方案能实现超前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有机结合，最容易与决策层产生共同语言。因此，地方智库必须建立起较强的人才吸纳机制，既为政府储备决策人才，又为培养后备人才发挥“传帮带”作用。在欧美国家，智库荐才聚贤通常采取“旋转门”机制，智库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经常进行角色互换。中国国情不同，不必也没法照搬，但可以完善其人才吸纳机制，吸收那些既有专业理论功底、又熟悉决策过程的专家型官员或官员型专家进入智库。

　　二、加快地方智库建设的四点建议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现代决策对专业性、系统性、科学性、准确性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背后必须有一支专业性极强的专家队伍提供决策咨询支持，这种支持应该是制度性安排，亦即通过一种制度性设计正式将地方智库的“谋”作为决策体系必不可少的环节，形成制度性的政策咨询需求市场。这就需要地方党委政府按照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整合所属部门调研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强化地方智库的研究力量和咨政功能。在国家尚未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青岛市应先行一步，率先在制度层面将决策咨询纳入决策过程，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论证工作交由具备资质的地方智库来完成，党委政府只负责选取最优化的方案，然后以党委或政府的行政力量加以施行。目前美国政府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直接选择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对于特别重要的事项，政府会同时购买几家机构的成果进行比较鉴别，白宫的决策在很大程度实际上是总统等部门的选择而不是自主决断。借鉴上述经验，建议市委市政府尽快将决策咨询纳入决策制度程序，固定在每年的某一时期，由市委市政府两大研究室发布招标课题，中标的地方智库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咨政报告，由此使政府与地方民间智库之间依据《政府采购法》，建立起决策咨询服务的委托方与受托方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购买成果，智库有偿服务，从而实现“谋”与“断”的分离，也保证了建言献策渠道的正规化、常态化、多元化和动态化。

　　完善信息支持政策。全面、准确的信息对于地方民间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许多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对民间智库的信息支持。目前，国内各级政府更多侧重于一些业务操作和相关管理方面的信息共享，而面向研究和决策的信息则相对缺乏，加上大型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还比较滞后，民间智库所需要的信息一般较难索取。对此，建议市委市政府不断完善信息支持政策：一是按照信息开放法进一步扩展政府信息共享的范围，对地方智库提供或共享更多的研究和决策类信息；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信息化技术，加快建立各种大型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地方智库搭建数字化信息平台；三是合理配置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经费，破除政府信息的使用壁垒，使各类智库都能平等地、充分地使用各种信息；四是探索建立各种智库协会或者智库联盟，充分汇聚专家、学者、公民、企业、官员和媒体等多方智慧，实现信息互通、成果共享。

　　加强智库建设的财政支持。智库的研究经费来源对其思想倾向和决策咨询服务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许多西方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智库提供财政支持。比如，美国政府设置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掌握着十几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资助各种智库，英国政府是本国智库三分之一业务的雇主。目前，地方智库多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其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由此产生两大负面效应，一是智库存在等、靠、要现象，缺乏积极性和进取心；二是容易出现跑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建议改变经费资助方式，以课题招标等竞争性方式取代“内定”或“任务”分配方式，使各类智库都能平等地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提供。同时设立民间智库发展专项基金，对有突出贡献的地方民间智库给予一定的资助，促进其成长为我国智库领域的重要力量。

　　加快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政府购买成果，智库有偿服务”的机制建立以后，如何对地方智库的成果进行评鉴成为一种制度性制约。目前社科规划和社科联发布的课题主要通过高端发表和领导批示两种方式进行结项。但地方性咨政成果因为强烈的地域性色彩一般又难以高端发表，领导批示就成为唯一结项方式。那么，除领导批示之外，进入领导讲话、纳入政策制定算不算进入决策？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由此导致的问题是，评鉴的主体应该是谁？是讲话的领导，还是起草讲话的研究部门？还是除此之外的第三方主体？程序如何启动以及资金的拨付机制如何运作？这一切都需要地方的顶层设计。此外，中办、国办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指出：“支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纳入事业发展总体规划，推动教学培训、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在决策咨询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地方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要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预示着下一步地方智库的目标定位和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也将会因此而发生重大调整。目前教研人员的年终考核、职称评定制度中，还有许多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实施细则。建议市委市政府加快相关配套制度以及现有考核和职称评审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为推进地方智库建设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