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应当教什么？

　　这是问题吗？可是这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偏偏出了大问题。一位教师教邹韬奋《我的母亲》，不厌其烦地进行母爱教育，就是不引导学生学习作者是如何表达母爱和自己对母亲的爱。一位教师教《本命年的回想》，课堂上讨论的是过年的风俗，就是不研究课文如何写过年的风俗。一位教师教《中国石拱桥》，作业竟然是为家乡设计一座拱桥。有质疑者说：“这是语文课，还是桥梁专业的设计课？”

　　他们为什么这样教语文？因为他们误将课文的内容当成语文教学的内容。殊不知，课文的内容与语文教学的内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应当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思想情感。也就是说，“文何以载道”，才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大道。这是一个颇有哲学意味的话题。

　　语文教学的材料是一篇篇课文。任何文章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语文教学的根本问题，或者说，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矛盾。

　　然而，语文教学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与社会上一般人读文章时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一般人读文章，更关注文章的内容。例如，地方日报一则停水的通知，人们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停水，什么时候恢复供水，而不太关心通知的语言形式。读一部小说，人们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而不太在意小说的艺术形式。而语文教学更应当关注的恰恰是文本的语言形式。这是因为，语文课程的基本目标或者说语文设科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因此，课文的语言形式应当成为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这就是语文教学中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正如书法：一首唐诗，可以用柳体写，可以用欧体写，唐诗是内容，柳体或欧体是形式。然而当我们研究或欣赏书法艺术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书法艺术成了我们欣赏的内容，柳体书法艺术既可以通过一首唐诗来表现，也可以通过一首宋词来表现，唐诗或者宋词成了柳体书法艺术赖以存在的形式。

　　当前语文教学实践的主要弊端就是游离课文的语言形式，没完没了地讨论课文的文化内涵，把语文课上成了思想品德课、科技常识课，或者是泛文化课。那样的语文教学必然是低效的。

　　一位小学老师教《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讲完了课文中的三个例子，教师又补充了两个例子，其目的就是要强化课文的主题思想。可是她偏偏不引导学生学习课文中很有价值的语言表达：作者在写第一个例子前说：“就拿洗澡来说吧。”在第二个例子前说：“无独有偶。”在第三个例子前说：“最有趣的还是……”正是这三句话将三个例子连贯起来，与课文的其他表达联系起来，使课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学会了这些，就掌握了组织文章结构的一种方法。一个小学生学会了这样的表达，即使到了初中，其作文也是上乘。本文开头提到的《我的母亲》，教学的主要内容应当是作者如何表达母爱和自己对母亲的爱。例如，作者说：“母亲去世的时候，才二十九岁。”这个“才”就应当好好学，因为它表达了作者对母亲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没有这个状语，就显得冷冰冰的。状语重要，你还得用得恰当，否则还不如不用，要不你把“才”换成“已经”试试。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并不因其思想价值高，而是因其所表现的作者的言语智慧高。赣江上空的这一景象不知有多少人见过，不就是有些云霞，有野鸭子在飞吗？是作者的言语智慧创造了一种意境。“杨柳依依”“桃花灼灼”的价值，主要不在于杨柳和桃花的可爱，而在于作者以最恰当的最美妙的语言表现了杨柳和桃花的可爱。用“依依”来表现杨柳的婀娜，以“灼灼”来表现桃花的明艳，简洁之至，贴切之至，美妙之至，几千年来无出其右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世界母语日提出的主题是“母语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文化的灵魂既不是孔孟之道，也不是老庄哲学，而是孕育了孔孟之道和老庄哲学，培养了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的汉语——我们的母语。

　　阅读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汲取作者的言语智慧。我给“国培”班的骨干教师讲这个道理，老师们说：“现在明白学生为什么写不好作文了，阅读教学不引导学生汲取作者的言语智慧，学生怎么能学会写作文？”2011版《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语文课程是学生学习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这一表述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这是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最了不起的进步。

　　当然，语文课程有人文性，但语文的本质属性是工具性，语文是一种表情达意的人文工具。语文教学具有多重功能，语文素养中还应当有情感态度价值观，而且积极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够促进语文能力的提高。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应当渗透到听说读写的语文活动过程中去，而不是外加香油一勺，更不能喧宾夺主。（单位：江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