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在中国走过了一条较为独特却又凸显内在逻辑的发展道路。深植于成文典籍中的比较研究传统，滋养了中国学人在历史研究和现实分析中对于比较方法的广泛应用；聚焦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家国危机而转向域外寻求强国强兵之路的努力，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最初的发展动力。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确定、改革开放大业的启动以及经历了快速发展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和平崛起，促成了当代中国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持续发展，并且推动中国比较政治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比较方法是中国政治智慧的基因，挽救近代民族危机是最初研究动力

　　在方法论维度上，比较政治学首先涉及比较方法的发展与应用问题。早在司马迁撰著《史记》时，其分类体系即展现了比较方法的特质，尤其是有关人物的“列传”，往往是将具有“可比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安排在一起而写成“合传”，例如《老庄申韩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因此，真正的历史学著作，很少不用历史比较方法的。这种传统对于中国学者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且巨。从这个意义上讲，被马克思推崇为“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的比较方法，也是一向倡导“知古鉴今”“知己知彼”和“中外融通”的中国政治智慧的内在基因。

　　在研究对象上，比较政治学首重外国政治研究。伴随着西方和东洋列强利炮坚船而来的民族危机，残酷地迫使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了解或引介有关“夷情夷务”。无论是顽固保守派“西不如中”的见解、开明改良派“中体西用”的要旨、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抑或激进分子“全盘西化”以求革故鼎新的吁求，大都建立在理解或误解外国情况并与中国进行特定比较的基础之上。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主张革新或反对革新的主张和运动无不包含了中外比较的思维活动。正因这样，梁启超先生在广为流布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明确指出：“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可以见其异同之故与变迁之途。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之现状之所由来。寻其影响，可以知将来形势之所必至。”在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学术活动中，也可以发现相似情形：对比外国列强而生发出对本国封建落后、积贫积弱的悲愤，再度研究外国以寻求振兴之路，直至“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经历两次集中发展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当代中国比较政治学，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争取相应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外国政治研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得到发展。1963年底，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加强全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座谈会，随即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研究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由此奠定的资料积累、知识储备和人才队伍为后来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比较政治学的学术环境，更以巨大的知识需求推动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改革转型的关键环节，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不仅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发展的借鉴，而且成为中国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参照；参与国际事务的实践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现实，再度强化了研究外国、认知世界的知识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译介外国资料和外国学者的著作入手，中国学者开始用敏锐的眼光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开始了系统化建设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尝试。因此，改革开放后形成新一轮研究高潮，启动了此后持续不断的学科建设努力，比较政治学成为大学课程的必修科目，比较政治学研究教学人员、学刊和机构数量不断增长。

　　近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道路、“一带一路”的热烈讨论，标志着比较政治学正步入学科发展的新阶段。立足于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以及对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大国；中国发展模式的成熟度和稳定性，已经使得中国本身成为世界各国比较政治学者的研究对象，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对话。中国以全新的姿态和体量和平崛起于世界、以全新的倡议和战略积极作用于全球，这又对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

　　在中外学者的互动中，在学科知识的交流中，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正经历着新一轮的研究高潮，而其特质将会是多重意义上的学科转型。

　　拓展研究视域。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于发达国家和传统强国，当下乃至未来，中国学者无疑会将更多精力投注到亚非拉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有更多联系的国家群体，例如“金砖国家”、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参与国家。这种研究视域的扩展十分必要并迫切。在中国的企业家、创业者和投资商已经遍及全球各个角落尤其是进入不发达国家的时候，相应的知识供给却极度稀缺。已有的比较政治学积累显然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中国学者应担当起拓展研究视域的使命与责任。

　　拓展研究主题。以往的比较政治学主要致力于被动地填补知识空缺，今后应更主动地选择和拓展新的研究主题。面对中国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未来挑战，面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任务，展开更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从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经验中寻求启发，寻找适应中国发展的解决方案和思路。

　　创新研究方法。以往我们的研究主要依赖于二手文字资料和前人的知识积累，当下和未来应该更注重直接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有中外双边教育交流的发展，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深入世界各国展开专业研究，还会有客商者、侨居者和旅游者以独特视角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参与式研究。借助于当代新的科技手段和认知方法，这些努力必定会发展出更加丰富的方法论。

　　提出新的比较参照体系。以往我们主要依据源于西方经验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脉络分析、研究各国政治现象和世界政治发展，今后应在更加深刻认知自身与世界的基础上，根据从中国自身发展所概括生成的经验认知和理论观念，形成具有中国化理论创新特征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工具，进而提出具有全新意义的研究议题和学理框架。

　　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以往，比较政治学尚处在学科起步的层级，难以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未来，中国学者应充分利用新的研究条件、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努力提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学术对话价值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研究成果中，不仅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可供借鉴之处能够得到深刻说明和阐释，同时能够矫正西方中心主义的偏狭，比较政治学的学术价值也会得到更好体现。

　　当代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与国家的成长共长，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当下，比较政治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也需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知识支撑、贡献智慧力量。（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