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的艾思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以一本《大众哲学》影响了大批青年投身革命、奔向延安。全面抗日战争之初的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来到延安。在欢迎会上，毛泽东同志说：革命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有文有武，文武结合，革命的事业就能胜利。来到延安，艾思奇发挥作用有了更大的舞台。他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学哲学的热潮，提高了抗战骨干力量的素质；同时通过文化活动影响广大群众，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推动干部学哲学

　　在延安，由于对哲学共同的重视和喜好，艾思奇与毛泽东同志有不少交往。毛泽东同志将年轻的艾思奇视为知音和益友，经常邀请他探讨哲学问题。有时毛泽东同志到艾思奇的住处，有时艾思奇到毛泽东同志的窑洞，两人促膝长谈，相互切磋。艾思奇写的书和文章，毛泽东同志都仔细阅读，还做了不少批注和摘录。

　　1937年初，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哲学研究会，由艾思奇负责辅导，每周一个晚上，在毛泽东同志家里开会，主要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起草学习提纲，并由他和另外几个同志分头讲解，然后讨论。大家结合实际，畅所欲言，学习空气很浓厚，最后由毛泽东同志作总结发言。毛泽东同志根据哲学研究会的学习心得，起草了《辩证唯物主义大纲》，供广大干部学习。

　　1938年，在毛泽东同志提议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与何思敬负责。为了满足大家学习哲学、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的需要，艾思奇编写了荟萃延安新哲学著作的《哲学选辑》，其中包括艾思奇写的《研究提纲》。毛泽东同志对《哲学选辑》批读了3遍，特别是认真阅读了艾思奇的《研究提纲》，并作了不少批注。

　　1939年初，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艾思奇等人参加，每周活动一次，地点就在毛泽东同志的窑洞。每次总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哲学问题。在讨论中，艾思奇发言最多。毛泽东同志对大家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总是认真听取，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对这两篇哲学著作进行认真修改。

　　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和推动下，党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及其他人学习哲学的兴趣也愈加浓厚起来，延安纷纷成立哲学小组，艾思奇都尽量参加他们的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以张闻天为组长的学习哲学小组，艾思奇担任学习辅导员，写学习提纲，作学习辅导，并在讨论会上作总结发言，为推动形成学哲学的热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此后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提出编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学习材料的设想，并将此项任务交给艾思奇当时所在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来完成。艾思奇等人接受任务后，苦战近两个月，编写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为当时的学习和整风提供了重要辅导材料。

　　领导延安文化工作

　　作为延安文化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艾思奇创办了由他担任主编的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大型综合学术期刊《中国文化》。在创刊号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文。艾思奇为该刊撰写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文章，发挥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1943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强《解放日报》第四版，调艾思奇任该版副刊部主任，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1944年1月8日，艾思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评论《逼上梁山》一剧说：中央党校新编评剧《逼上梁山》是评剧改革后大有成绩的一部作品。1944年3月17日，艾思奇在《解放日报》发表《群众自己的秧歌队》，并写了一篇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指出文艺工作要面向群众，同时谈到了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等问题。

　　1944年5月，歌剧《白毛女》上演后，引起较大争议。艾思奇得知后说，《白毛女》的创作是很不容易的，虽有些缺点，戏是好的。在一次副刊会议上，艾思奇从方向、思想、艺术诸方面肯定了这部戏剧的重要意义。《白毛女》最终成为群众喜爱的歌剧，并荣获斯大林文艺奖，成为不朽之作。

　　抗战时期的延安，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精神生活很活跃、很充实。艾思奇在多条战线勤奋工作，充分发挥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巨大作用，为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建设，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