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继承夏商周三代礼仪文明与人文精神的精华，并予以总结、发展和体系化，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集中体现在《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以及后来发展形成的十三经文本中，这些经典从口头传授到书于竹帛，镌之石碑，转抄于纸卷，刊刻于棃枣，传之于今。

　　儒家石经指镌刻在石碑上的经典。自东汉以还，计有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孟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即七朝石经。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载体，是汉、魏、唐、蜀、宋、清钦定的官方文本，从经文文本到书写文字都体现出时代的标准，具有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多重价值。今除唐石经、清石经外，南宋石经尚存大半，其他则多残毁湮没。存世实物和文献记载留存的只是一些外在信息，它仅揭示出石经与汉字和经学发展的关系。

　　就内容而言，熹平石经镌刻《诗》《书》《易》《礼》《春秋》《公羊》《论语》七经，反映出两汉相承的今文经地位。正始石经刻古文《尚书》和《春秋》《左传》，则表明今文经的式微和古文经的兴起。蜀石经兼刻经文和注文，可窥五代之际汉魏注文之舛乱。嘉祐石经刻《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九经，与北宋科举考试息息相关。绍兴石经为高宗御书，其书写《易》《书》《诗》《左传》和《礼记》正是孔颖达领衔作《正义》的五经，显示唐宋经学相承的一面；而《礼记》仅书《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复镌刻《论语》和《孟子》，显示出经二程提倡后的经学走向和一位统治者的好尚，以及对朱熹倾力完成四书集注的影响。唐刻十二经和清刻十三经，显示出经学的发展和在政权稳固时代的地位。至于文本内部的信息，尤其是今古文经本之异同及由异同而关涉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只能根据出土残石和传世稀少的拓本，结合文献予以缜密考证、研究而获取。

　　20世纪20年代，洛阳出土大批一字和三字残石，一时间引起极大的轰动和传拓研究热潮，掀开了一千七八百年前汉魏石经的朦胧面纱。熹平石经所刻是五经、六经抑是七经，文献记载不一，学者持论各异。残石出土后，经王国维、罗振玉、马衡、吴宝炜等人相继传拓研究，不仅明确考定为七经，进而全面认定《诗》用《鲁诗》、《尚书》用欧阳本、《易》用梁丘氏本、《春秋》用《公羊》本、《公羊传》用严氏本、《仪礼》用戴德本、《论语》用《鲁论》，平息了数百年的纷争。七经皆用今文本，是汉代官学文本，也是当时统治者为挽救官学式微的一种举措。曹刘兴替，古文经学纷纷立于学官，遂于正始初年镌刻三体石经。正始石经究竟刻有几经，也是千年之谜。三体石经《尚书·无逸》《尚书·君奭》巨碑和小块残石的出土，证实王国维《魏石经考》所定《尚书》用马郑本的推测。因为石经正面刻《尚书》，背面刻《春秋》，于是石经二十八碑五十六面的《尚书》《春秋》位置大致排定。两经之外，《隶续》尚有《左传》文字，王国维推定《左传》刊至鲁桓公而止。这说明刊刻三体经本费工浩繁，旷日持久，而曹魏祚短，二十多年后魏晋禅让，工程废止。反映出文化与政治荣损与共，休戚相关。

　　破土而出的残石，真正能够让我们惊讶的还是它的内容。两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一直为历朝尤其是清代学者所关注，并融入到民国古史辨学潮中，衍化成古书真伪之争。由于无法一睹汉代文本之真，争论似永无结果。汉魏石经残石的面世，经研究推排复原，不仅让我们目睹今文经文本原貌，今古文经本差异，并可由此窥探两汉经学的侧面，先秦秦汉文本流传中的错讹，乃至古史与年代学等问题。

　　《毛诗》独传一千四五百年，其三百篇古本顺序，向无人疑。宋赵明诚《金石录》说《鲁诗》篇第与传世《毛诗》小异，八九百年来学者信疑参半。经罗振玉对熹平残石的计算推排，获知《小雅·彤弓》之后为《宾之初筵》而非《菁菁者莪》；《大雅·旱麓》之后是《灵台》而非《思齐》，类此不一，证实了赵明诚鲁、毛篇第小异的说法。此外，《邶风·式微》，熹平石经一二两章章次适与《毛诗》相反。章次相异可能是错简，而篇第错舛涉及到春秋诸侯世次问题。鲁、毛二家不仅篇次不同，且两家篇次所呈现的郑国诸侯世次也都前后错舛。《诗经》一书，无论为谁或何时编次，其按照各国诸侯世次排列是一种定式，这表明两家的篇次在战国秦汉的口传中都曾颠倒混乱。经缜密研究，古本《诗序》在先秦时独立于四家诗之外别行，逮及口传错乱的四家诗形诸文本，传授中时有引《诗序》作解者，而《毛诗》经师为显示其渊源有自，取古本《诗序》（古序文字）分置各诗之前。《诗序》完整的侯国世次与已舛乱的《毛诗》篇次不能相应，经师为保持传授文本的原貌，援序入经，形成现今所见传本。《鲁诗》残石的复原不仅可使我们认识和追溯小序的来历，更可探索四家诗有无诗序的真实面貌。至于熹平残石和正始残石《尚书》的异同，则可理清殷商世系中一段纠结复杂的年代学问题。

　　《尚书·无逸》是一篇周公告诫成王的训辞，周公列举殷商三宗的经历与施政作为，劝勉成王。传世《古文尚书》三宗以中宗、高宗、祖甲为次，马融和郑玄以祖甲次于高宗，遂指为武丁之子，《孔传》和王肃则认为是商汤之长孙太甲。二说各有理据，难判是非。历代尚书学者费尽心机，多方诠释，仍难有确切之解。宋代熹平石经《无逸》残文出土，经排列复原，高宗后无“祖甲”一段文字，而中宗前有近四十字的空位，显然欧阳本今文《尚书·无逸》是以太甲、中宗、高宗为次，证明孔传、王肃之说有文本依据。清儒因为《古文尚书》案的牵连，对此还在左袒右袒，犹疑不定。民国间三体石经马郑本《古文尚书·无逸》出土，次序与传世本古文《无逸》一致，在佐证马郑本古文前有所承的同时，确定了《无逸》今古文的不同，并使这一异同产生年代推到西汉甚至西汉以前，也使孔、王说之来源上推到西汉。取证于当今出土竹简的书写格式，联系刘向以中秘古文《尚书》校大小夏侯、欧阳三家经文的脱简实例，祖甲一段文句适为二支竹简的文字，经排列《无逸》文字，可以确证祖甲应为太甲，原在中宗之前，其窜乱到高宗之后系由错简所造成。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殷商晚期的年代排列中，将高宗武丁以后的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四王年数框定为44年。专家从马郑之说，认《无逸》之祖甲为武丁子，因为将祖庚排斥在外，与《无逸》中周公所说祖甲之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的晚商帝王在位年数不合，于是只能认为周公是泛指中宗、高宗、祖甲以后的某些王。但如根据熹平和正始石经残石的错位作符合历史的推测，将祖甲依从今文经本置于中宗前定位为太甲、中宗、高宗，则高宗武丁之后便容有祖庚王位年数，如此便与周公所说高宗后逸乐之王在位十年、七八年、五六年、四三年之言适相吻合。

　　残石可以补充、佐证经文是非和历史事实者，远不止以上所举。如汉石经《仪礼》用大戴本，说明汉代大戴影响超过小戴，而且各篇之后所附之记文与今本不同，透露出各家在传授中的差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经学流派，可以丰富我们对汉代经学史的认识。所以，石经残石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文字、文句与今古文文本的异同，如汉魏石经，可以观察今古文之间兴替迹象；唐蜀石经，可以探索竭力保存古本的心态；两宋石经，反映出理学的兴起和四书的形成过程。总之，由于七朝石经作为不可替代的实物文本，对研究历代经学史、政治史甚至历史年代学，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当今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发掘儒家经典的现代价值，更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