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实践性和操作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直接得益于现代技术的发展。美国现代口述史学代表人物阿兰·内文斯就曾直言：“口述史学诞生于现代发明与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个人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改变着我们记录、保存、编目、索引、检索、解释、分享与传播口述历史的方式。这既给口述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以书写抄本为基础的口述历史传统模式带来严重挑战，甚至在最基本的术语使用问题上，“数字化讲故事”也开始逐渐代替“口述历史”。从数字化记录、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传播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口述史学的数字化转型轨迹。

　　数字化记录使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作为核心环节，口述历史访谈过程的适当记录是实现口述历史资料后续处理和有效应用的基础。因此，在过去60多年间，口述历史研究者总是紧随记录（录音与录影）技术的发展潮流。自第一套记录设备问世以来，口述历史研究者所使用的记录设备与技术经历了相当显著的变化，从最初的蜡筒式留声机一直发展到今日的网络应用程序。美国民间口述历史推动机构——故事团（StoryCorps）于2015年3月发布了免费移动应用程序“StoryCorps”，试图真正实现“自己动手做口述历史”。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研究者也开始通过网络摄像机和远程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进行突破地理障碍的“跨空间访谈”，这不仅严重挑战传统的“面对面访谈”模式，同时也对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定义、方法与理论等产生重大冲击。记录技术的发展不仅为研究者与未来的潜在用户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口述历史资源，同时也吸引越来越多普通人参与到这场“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学术与社会运动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记录技术为实现口述历史的“民主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目标。

　　数字化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口述历史资料的应用价值。口述历史访谈资料的管理主要包括转录、编目、索引、检索、访问与保存等。长期以来，传统的以人工处理为主的口述历史管理模式给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口述历史计划带来诸多困难，而且不同使用者难以充分利用多元形态的口述历史资源。数字化管理的出现改善了口述历史管理模式，提高了口述历史资料访问率和使用率，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口述历史资料的应用价值。数字化时代口述历史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以数字化形态存在的口述历史文本、音频、视频、图像资料以及关于它们的元数据信息，其主要特征是能够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这些不同形态的口述历史资料的一体化编目、索引、检索与访问等。目前最受关注的口述历史数字化管理系统是美国肯塔基大学图书馆路易·纳恩口述历史中心于2008年开发的口述历史元数据同步系统，它大大提升了口述历史资料使用者的用户体验。

　　数字化传播极大提升了口述历史影响力。口述史学数字化转型最具革命性的影响，是以创造性的方式为口述历史的访问、出版与传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大批口述历史计划开始将其口述历史资料上传到网络上，有些网站还提供免费下载或打印服务。为提高普通公众对于口述历史资源的兴趣与关注度，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研究者也开始对以原始形态存在的口述历史资料进行更为多元的利用与开发。其中，在线（数字）展览、语音导览、播客系列等新媒体手段成为近年来口述历史资源数字化传播的重要方式。

　　当前，对于数字化革命给口述史学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好处与潜在影响，大部分口述历史研究者都兴奋不已。但是，也有口述历史研究者警告新技术并不是万能的，甚至有学者质疑是不是存在一种由技术所定义的口述史学模式。有学者就指出：“恐怕不是技术定义我们的实践，而是历史编纂学……数字化世界开始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但是真正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中的人的问题。”同时，数字化传播也使口述史学所潜藏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进一步加剧，其中涉及著作权侵犯、隐私权侵犯与诽谤等各种问题。不过，不管数字化革命给口述史学带来哪些问题与挑战，它都已经成为过去20年来国际口述史学界正在实践与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成为口述史学的发展趋向。只有不回避这一发展趋向，口述史学才能更好发展。（作者为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