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历史研究开始了“眼光向下”的学术转向。在城市史研究中，这种学术转向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学者认为，城市中市民群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理应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眼光向下”之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日常生活世界”、被有意无意遮掩在城市霓虹灯下的“隐痛”、与城市发展“主流”格格不入的“边缘”现象等逐渐引起城市史研究者的关注。城市史的这种研究模式转变，是与口述史学的推动紧密相关的。

　　口述史学近年来同样经历了“眼光向下”的学术转向。最初的口述历史以社会名流、各界精英为主要访谈对象，以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内幕细节为主要访谈内容。近年来，受“眼光向下”学术潮流的影响，口述历史访谈对象也开始转向普通民众。具体到城市史研究中，访谈内容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在城市生活中的日常行为模式与文化适应策略、情感流动方向与心灵变化轨迹。这类访谈弥补了书面文献多限于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缺陷，为城市史研究以普通民众为对象、以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基础。不过，更重要的还在于不同人群从不同角度的口述，打破了城市史过去“一元”“单向”的研究模式，引起城市史研究模式的转变。所谓“一元”，主要指史料来源的单一导致认识模式的单一。如果研究者习惯于从官方文献与精英话语中爬梳资料，就很难摆脱精英主义的思维窠臼。所谓“单向”，主要是指研究者从先验化、概念化的“现代化”“城镇化”出发去裁度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一元”“单向”的研究模式导致城市史研究出现了诸多偏差。比如，某些历史细节一旦不能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话语体系内得以解释，就会被视为“历史的碎屑或支流”“茶余饭后的闲谈”而遭到冷落；在现代化、城镇化的宏大叙事中，普通民众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常常被置于现代化、城镇化的对立面。口述史学被引入之后，城市史研究模式开始有了自觉转变。通过口述史学实践，被采访者作为历史实际的亲历者或见证人，富有感染力的叙述很容易对采访者的历史意识产生一定影响，从而有助于“民众思维”的形成，并与城市史研究的传统方法进行对话、碰撞与融合。

　　当前，通过引入口述史学，城市史研究更加关注人在城镇化中的核心地位，关注人对城市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认同。学者们通过口述历史可以发现，普通民众或许无法像文化精英那样系统缜密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但从他们表述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经验依然可以梳理出他们一以贯之的倾向和立场，这种情感经验与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同等重要。因此，通过口述访谈这样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更加深入地观察不同人群城镇化的轨迹，发掘他们与城镇化进程各具特色的契合点，有助于归纳、提炼出更具开放性和解释力的城镇化模式。而且，在研究“触角”不断向底层探索的过程中，研究者也越来越感觉到“眼光向下”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史研究的需要，而要进一步追求“自下而上”。尤其是在近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市民的行为选择与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市民视角”已经成为重新书写城市历史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在这方面，口述史学无疑大有用武之地。

　　随着“眼光向下”进一步转化为“自下而上”，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普通民众及其所承载的乡土传统并非城镇化进程中注定要被摒弃的落后事物，相反，其中可能包含着有助于促进城镇化的积极因素，甚至可以作为“孵化”具有城市个性特征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的重要基础。如在近代天津工人研究中，有学者通过口述历史发现，20世纪上半叶的天津城市工人正是借助“血缘关系、地域网络与帮会关系的交集”等传统方式来建立自我保护的社会“联盟”并增强阶级战斗性的，这对于传统城市劳工史研究中关于“建立在共同工作经历而非籍贯或家族地位基础上的新关系”的观点是一个修正。通过口述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是从城市周边聚集而来的普通民众，其乡土气息浓郁的习惯、观念、意识在城市中的冲突、融合与聚变，才是城市发展的丰沛源泉；普通民众如何借助原有的社会网络与文化传统，通过各种途径融入城市的独特经历，恰恰是建构具有本土特征的城镇化模式最可靠的学术资源。（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