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认为，人类正在经历的现代化及作为其精神表征的现代性存在深刻危机。从哲学视域考察，这种危机主要根源于主体性自身的危机。因此，拯救现代性危机，从哲学上说就意味着重塑主体性。构建合理的主体性，是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现代化哲学底蕴是确立人的主体性

　　近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实践课题是现代化；表现在思想理论上，就是现代性的塑造和构建。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种转型的物质基础在于，随着机器大工业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节点。在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人为因素开始决定性地压倒自然因素，成为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力量。相对于过去人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与自然关系来说，人类开始在总体上成为主体。由此，以往浑然一体的世界被二元化：自然被降格为客体和人的生活环境，人则成为一种超越甚至主宰自然的存在物。这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所实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逆转。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关注这种社会转型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按照他们的描述，古代社会或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使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后者主要使用人类创造的生产工具；前者主要是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后者主要是人受自身劳动产品的支配；前者主要是个人通过家庭、部落和土地结合在一起，后者主要是个人通过交换结合在一起；前者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后者主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物质交换；前者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依靠个人或共同体对非生产资料所有者实行统治，后者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通过货币对非生产资料所有者进行统治；等等。因此，从哲学上审视，现代化的底蕴就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过程。

　　现代哲学的主体本位特征

　　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导致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相适应，近代以来哲学的认识重心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集中表现在由自然向人、由实体或本体向主体的迁移。这一迁移可从哲学家用不同命题表达各自时代的哲学主题中看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我们研究的主题是本体”；在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要从自然迈向人的作品”，马克思、恩格斯则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当代，这种认识重心的迁移并没有停止或终结，而是在继续和深化。

　　认识重心的迁移，使现代哲学由客体本位转换到主体本位，由对自然和物的关注转换到对人自身的关注。由此，反映主体特质的主体性原则被凸显出来。在哲学史上，笛卡尔率先赋予主体性以优先地位。对此，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这样评价笛卡尔哲学的历史地位：从笛卡尔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主体性的领域；笛卡尔在哲学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从他起开始了哲学上的新时代，从此哲学文化改弦更张。在黑格尔看来，主体性的莅临不亚于哲学史上一次辉煌壮丽的日出。

　　构建合理主体性

　　人类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统治下，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被颠覆。对此很多哲学家、思想家不乏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如马克思将其喻为“仿佛只有用头骨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如果说人们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过程或谈论的现代性确实存在危机，那么，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危机及其根源？

　　现代性危机根源是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恶性膨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空前提高。与此相适应，一些人的欲望也空前增长，以至发生质的变化，即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变成对价值的追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是具体的、有限的，因而人们对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追求也是有限和有止境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追求的已不再是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而是价值这种“抽象财富”；价值的增值和扩张是无限和没有止境的，因而这些人对价值的追求也是无限和无止境的。更有甚者，不仅价值及其增值成为人们的需要，而且需要与欲望的界限也被消融，欲望直接成为需要，一些现代人因此面临欲望恶性膨胀与有限满足带来的人格分裂。

　　现代性危机实质是主体性自身的危机。现代性危机，归根结底是一些现代人需要发生质变和欲望无节制膨胀，愈渐沦落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客体，而没有成为其主体。也就是说，现代性危机是主体自身变异的结果，是主体性自身的危机。因此，拯救现代性危机、促进现代化顺利发展，关键是塑造和构建一种合理的主体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危机及其拯救对当代哲学提出了重大任务和课题。然而，一些哲学家发现，如同现代性处在危机中一样，近代以来哲学所处的境况也毫无二致。这是因为，后者为前者所规定，是前者的理论反映和逻辑表达。因此，现代性危机要通过哲学形式体现出来，表现为哲学危机。这种哲学危机主要表现在：主体性原则被绝对化、极端化，“主体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真、善、美诸领域丧失了客观统一的评价尺度，经济社会生活丧失了价值整合标准，甚至被资本及其逻辑所浸染和支配，物欲主义、消费主义和各种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现代人、现代社会面临被分裂的危险。

　　克服现代性危机需要在哲学上重塑主体性。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警醒，一些当代哲学家特别是所谓“后现代”哲学家主张对主体性进行“解构”。但如果承认主体性原则是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底蕴，那么，只要现代化过程尚未终结，主体性原则的历史作用就不会终结；需要终结且必然终结的只能是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而不是主体性原则本身。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能超越或规避主体性这一必要环节。构建合理主体性的科学路径，必然存在于主体性之内而非主体性之外。希望通过简单摒弃主体性来克服现代性危机，不亚于一种哲学的乌托邦。问题的关键在于摒弃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塑造、构建一种能够统摄与驾驭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性，使人成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这是当代哲学的使命和应然趋向，也是当代哲学家的天职。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取得历史性成就，但现代化仍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当代中国面临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解决某些“后现代化”课题的双重历史任务。这就意味着在哲学理论上塑造和构建合理主体性的任务更加迫切、复杂和艰巨，需要中国哲学家付出更多智慧和心血。（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