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一项国家战略。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各地掀起了“智库热”。据有关机构和专家的保守估计，2014—2015两年来我国新挂牌的各类智库在5000家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几年，随着国家对智库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智库的数量还会大幅增加。这对于推进我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进程，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具有战略性意义。然而，面对智库数量的高速增长，也有不少学者表示担忧，认为如果忽略了智库质量的建设，则会违背我国智库建设的初衷。

　　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尤其是，智库建设如果忽略了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建设工作的重视，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众所周知，美国是智库大国，更是智库强国，在世界各类智库评价排行榜上，美国的智库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独占鳌头。我国许多智库研究者从美国智库的特点、运作模式以及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分析其原因，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而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促使美国智库能够真正起到智囊团的作用，那就是美国拥有全面而扎实的基础研究知识，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果，支持着美国智库取得辉煌业绩。

　　以区域研究为例。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一项重大发明，产生、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美国有许多大学建立了众多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以同时处理世界许多地区的相关问题。通过重叠与竞争，这些研究机构共同提供了全球视野。”“美国区域研究和教学的超常发展和全球覆盖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美」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刘新成主编《文明研究》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而这种“超常”往往会令被研究国的学者感到惊异。曾有留美历史学人深有感触地表示：美国对中国了解的深度与广度并不亚于中国教授，“美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远远跨出了政治史和军事史；他们对中国近现代的经济、社会、农民、工人、妇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许多的研究和结论，经常让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55、357页）。美国人认为，对于认识和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所需要的并不只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还需要专注于这些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动力，它们的社会组织、人口、社会心理、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审美、宗教传统、宇宙观与哲学观等方面研究的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这种知识不仅对政治分析家、外交家和发展专家有用，而且也能用在商业、媒体、初等与中等教育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不仅在形成、推动和指导海外计划方面，而且在将其广泛传播给更多民众的高等教育领域方面，这种知识也显得尤为必要”（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的研究，成果卓著、堪称经典，其彻底性、细致性、前沿性均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如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急需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这一民族的特性，以制定相应的政策。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写作了著名的《菊与刀》。1946年该书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现实政治操作的杰出例证。

　　虽然美国的区域研究曾遭到诸如“是为了赢得冷战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本质上是为了‘了解敌人’”等的诟病，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无论美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中有多少文化霸权的动因、美国中心主义的目标和‘东方主义’的偏狭，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知识体系是充实、全面而强大的，它构成了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知识和文化，或者说‘软实力’基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世界知识》2010年第9期）。

　　正是在这些看上去与政治关注相去甚远的领域，如历史、哲学、人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所建立起来的庞大知识库存，支撑了美国构建“大政府”的历史进程，而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专家也成为美国政府机构及各大智库专业人才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战以来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组成和运作，便集中显示了强大的基础研究和智力资源对于国家目标服务的重大作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创立者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坚信，“在许多美国大学里平静地从事教学研究的人中不乏专攻外国历史以及外国地理和语言的人，（情报工作）不去吸收利用这一巨大的知识储备，乃至于这种密集的学术研究训练和这种从更广阔的视野中看问题的习惯，是一个莫大的错误”（牛可：《情报机构里的学术人：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世界知识》2010年第20期）。基于此认识，“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就成为国际学者的会聚之地。该处主任是哈佛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杰，他把自己的许多不同系科的同事招募进来，而其中的资深学者又把自己的博士生也领进来。战时新闻办公室也是如此，来自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卡拉克洪、历史学家费正清，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都在此效力”（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更足可惊叹的是，研究分析处里出了七位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五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以及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牛可：《情报机构里的学术人：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

　　也正是这些平静地从事基础领域研究的学者构成了美国各大智库的矿藏，一旦被发掘利用，就能产生巨大的能量。1957年，苏联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其发射时间与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在预测报告中详细推断出的时间仅差两周，这一消息震撼了美国朝野各界（《王辉耀、苗绿著：《大国智库》，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52页）。9·11事件之后，美国需要迅速了解因应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最佳防疫方案，兰德“在第一时间集中医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人才迅速提供了基于严格分析的答案”（冯绍雷主编：《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89页）。可以想见，智库取得的这些成功离不开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专门知识。如果没有扎实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和对现实的长期观察跟踪与调查研究，所谓的预测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智库从学术界系统地汲取人文社会科学智力资源，在两者间建立一种密切协作的关系，是美国智库能够胜出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前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时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麦乔治·邦迪在1967年总结福特基金会赞助地区研究的工作时所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关于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俄国和中国的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学术体制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的组成部分”（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

　　反观我国，在人文社科等基础研究领域则与美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以世界史研究为例，据统计，我国高校历史院（系）中，从事世界历史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平均占全体专职教师的四分之一左右。许多地方院校甚至只能维持教学，没有能力搞研究。从研究的国别、地区领域来说，全国有限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研究中东、中亚和拉美的少之又少；专门研究意大利、加拿大的人员也非常稀缺；即使是研究得比较多的大国，如美、英、德、法、俄等，其历史与文化也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印度、越南是我们的邻居，但全国研究印度史和越南史的学者屈指可数。非洲与中国关系紧密，而对非洲的研究却远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应该说，基础学科和基础领域研究不足，在我国不是个别现象。

　　显然，这样的研究现状不论从人员数量还是从研究质量上来讲，都很难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增长的各类智库也基本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和研究成果做支撑。虽然早有学者指出，智库主要功能是进行对策研究，必须超越基础研究，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试问，如果连基础研究都没有或非常薄弱，又何来对它的超越呢？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做支撑，对策研究又能有多少深度和可行性呢？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建设“一带一路”，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以我们现在对这些国家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多少可以做到像美国的区域研究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呢？而如果对这些国家的了解仅限于表面的甚至只是大概层面的，做不到对其历史演变、哲学和宗教信仰、审美和社会心理等人文传统的深入探究，许多问题就看不到其产生的深刻根源，从而也就很难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来。

　　因此，中国的智库要真正承担起资政建言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充分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并加以合理利用。只有立足于扎实的基础研究这一富矿之上，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