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口学家的视野缺损相互联系，构成了某种诡异的相互呼应关系。这既见证了人口学影响的扩大，也折射出视野缺损所产生的负能量。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学家迅速走上前台。他们纵论时事，密集发声，成功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不过，在频繁登场亮相之际，其视野上的欠缺也迅速暴露出来。

　　自上个世纪末起，有关人口危机的言说便不绝于耳。这些声音便来自人口学家。其要点颇为简单，可以归结为线性的数学运算：倘若不再增加出生率，老龄化社会就会到来，未来的国民将不堪重负。此说似乎合情合理，证据确凿，不容驳斥，因而迎合者众，并最终影响了国家层面的决策。不过，仔细想一想，其中的漏洞非常明显。

　　首先，进入他们视野的是单一的变量。这就是人。然而，人并非孤独的单子。他/她不但是社会动物，而且依赖整个生态环境。只考虑人的利益，所言难以公允。事实上，正是由于人口数量的飞速增长，环境危机也日益凸显。当全球人口达到50亿时，西方学者就曾发出过预警信号。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4位年轻科学家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展示了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资源消耗5种元素之间的关系，呼吁人类克制自己扩张的冲动。他们提出的命题属于人口生态学范畴。后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诞生，并于1981年传入汉语文化圈。此后，部分人口学者开始考虑人口增加的生态学效应。在1999年发表的笔谈《生态危机：“人口”该负多大责任？》中，张志良等学者曾经指出：人口掠夺式增长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引入新的发展观。遗憾的是，这种言说势单力薄，很快被有关人口红利、老龄化、退休基金的喧嚣声淹没了。自1981年到现在，中国期刊网上收录的有关人口生态学的汉语论文只有区区37篇，而聚焦人口老龄化的论文则达5142篇之多。二者的比例不可谓不悬殊。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态势被推到极端：从2000年到2015年，相关的论文数量比由1∶112扩大至1∶525.显然，在与主流人口学的博弈中，“人口生态学”节节败退。每当谈论人口问题之际，被优先考虑的是性别比、生产力、财政收入、养老保险，生态学变量则日益被忽略。在人口学领域，乐观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无论船只多么庞大，它都不会搁浅和遇险；航道上的其他物种或许被冲击，但人本身将永远高奏凯歌。于是，本应出现的多元运算没有诞生，人口学的视野日趋狭窄。

　　在生理学上，这种症状叫视野缺损。它使人对某些事情视而不见。不过，看不到不等于不存在。随着人口和工业化程度的持续增长，中国的生态危机日益严峻：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新鲜水源正在消失、鱼类和森林趋于枯竭、垃圾填埋场处于超负荷状态、雾霾挥之不去、拥堵升级为新的城市病。吊诡的是，伴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是人口生态学的发展，而是它的退场。显然，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口学家的视野缺损相互联系，构成了某种诡异的相互呼应关系。这既见证了人口学影响的扩大，也折射出视野缺损所产生的负能量。

　　责任总是与能力成正比。当人口学家走上前台之后，他们的言说随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修复上述视野缺损就绝非个人的私事，相反，它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需要。与此相应，本文的立意不在于批评，而是表达某种至深的期待。（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