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哲学的人文关怀向度，公平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从不同的研究范式出发，各种理论学说在坚守与融合中确实为诠释公平思想平添了新的内容。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实世界依旧深陷在“公平之困”中无法自拔，来自现实不公的“撕裂感”正不断传递和转化为理论内在的“紧张感”。因此，破解“公平之困”，无论是基于形而上的思辨，抑或形而下的实证，均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在反思中走出理论困境，从对话中汲取智慧滋养，以实现经济哲学对“公平之困”的时代检审。

　　走出公平问题的理论困境

　　如果一种理论无助于现实摆脱困境，那么其理论自身亦必然囿于困境之中，对于公平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公平之困”是现实之困，更是一种从表象景观中折射出的深层理论之困；而破解“公平之困”，首先就是要走出以往研究公平问题的理论误区。

　　一方面，不能用人道主义的价值悬设注解公平。很久以来，相当一批西方学者都倾向于将公平视为超历史的道德范畴，试图通过诉诸道德良心的伦理冲击化解社会不公。针对资本主义与生俱来且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曾站在小资产阶级“良心”立场上指责过李嘉图以“发财致富”为中心的“理智”，并强调不能在财富生产中“把人遗忘”，不能“为了伟大的抽象”而“牺牲个人”。平心而论，在西斯蒙第所处的时代，这种“建立在主体伦理原则之上的价值悬设”（张一兵语），虽然反动，但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也不乏深刻；然而当这种传统延续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却已然“从头到脚都是反动”。德国哲学家赫斯等人继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双重消极因素，从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出发，在普遍的本性中寻找人类的公平观念，鼓吹用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抚平现实的阶级伤痛。这样一来，公平问题的解决不再依靠“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而只需笃信来自“爱的王国”的“爱的呓语”，世间一切不公就会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光环下烟消云散。可见，使用预先悬设的人道主义来注解公平，其内在逻辑就是要撇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用阉割掉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作为永恒的价值判断标尺，并企图通过伦理道德的内在调节来投射和整合现实中的利益关系。在这种逻辑指引下，其结局必然是让公平苟活于虚妄与道义之中，现实不公的困顿依然无法得到救赎。

　　另一方面，不能用“单纯的现象复写”诠释公平。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多重颠倒，不公平的真相往往被虚假的表象所遮蔽。在这种神秘倒错的环境中，西方学者越来越习惯于用一种被马克思称之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的方法为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作辩护。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看来，“三位一体公式”所阐述的“资本创造利润、土地产生地租、劳动取得工资”正是遵循“谁贡献、谁获取”的社会表象，恰好证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存在。他的后继者沿着这条路，经过边际革命的洗礼，披上数学的“科学”外衣，将这种技法历练得更加精致。借助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产品分配净尽的表象幻境中进一步否认了剩余的存在；基于有限的经验观察，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预言公平问题会在经历倒U型曲线式的经济现象后便能趋向自动实现；而以描述贫富差距著称的基尼系数等指标，则是以自身显著的直观性被广泛应用于公平程度的衡量与评价。然而，当历史跳出这些“最粗浅的现象”的羁绊，走近隐藏在深处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我们便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市民社会中的“教授”在用“学究味”的话语来复写“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那些充满“铜臭味”的看法，不过是理论为迎合现实的颠倒需要而进行的二次颠倒。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突破“生产是一般、分配是特殊”的肤浅表象，还将“分配当做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甚至热衷于对公平进行机会、过程与结果的多重表象化解构，那么对公平的追求只能蜕变为一种哀怨的市民情怀。

　　汲取经济哲学的智慧滋养

　　“有了皮凯蒂，我们仍需要马克思。”面对席卷全球的“皮凯蒂热”，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不失冷静地说道。其实，仅就化解“公平之困”而言，《21世纪资本论》虽连篇累牍论及分配问题，但仍难以与不曾将分配问题视为核心的《资本论》比肩。不难发现，当皮凯蒂还停留在“知性科学”中苦心孤诣于不公平的客观呈现，马克思却早已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伟大接洽中实现了对公平的重新检审与深层演绎。这是经济哲学特有的理论智慧，汲取这种智慧滋养，有助于我们破解公平难题。

　　首先，要在“更精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阐述公平问题。公平不是永恒绝对的，而是受现实社会经济条件约束的历史性范畴。针对当时“庸俗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的做法，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深刻指出，如果继续沿用这个“旧口号”，“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并暗示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确，就在于将公平放置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以历史合理性的目光来审视特定生产方式下公平的正义性。在合理性边界内，公平也曾作为“革命”的口号在攻陷“巴士底狱”的斗争中体现过巨大的进步性；而这种边界一旦被超出，“历史之手”便会无情地将其抛到对立面。资本主义作为最后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差别在阶级对立的简单化中走向顶级化，成为社会不公平的凝结；而无产阶级唯有将公平的“福音书”重新改写为“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战斗檄文，才能充分彰显自身对以往公平思想的俯视与超越。

　　其次，要用“不带玫瑰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公平问题。揭示资本主义的不公平，马克思没有止步于异化理论的抽象思辨，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过程中，依靠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对公平问题的深层演绎。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下的等价交换关系，虽然从形式上表现为劳资双方在“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中进行的“公平”交易，但在内容上却早已转化为资本家对工人无偿劳动的占有。这对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不仅使隐藏在资本主义形式公平下的不公平得以显现，而且更能说明这种不公平恰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在遵循“公平”法则运行下的必然产物。因此，不同于李嘉图、拉萨尔之流，马克思没有单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而是首先对“作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真实”这个被李嘉图看来“十分危险”的问题做出回应。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只有通过革命手段将其废除，并在新的经济基础上重建“生产性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分配性公平”的改善。

　　最后，要让“批判和革命”的辩证法贯穿公平问题始终。在马克思关于公平的经济哲学中，无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宏观叙事，还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的微观分析，“批判和革命”的辩证法总是作为一条“暗线”贯穿其中。辩证法是异质性事物的统一，“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公平的理解，只有将其置于这种不断突破现存、不断走向未来的思维中，才能得到更科学的阐释。当然，在运用辩证法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其“合理形态”的保持。如同马克思当年对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改造一样，当代人也存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多方误读。例如，有些人深谙相对主义，为消极的不公现象作“客观”的历史辩护、作折中主义调和，如此一来，辩证法便不再是“批判和革命”的了，而作为历史主体的我们也只能充当这一历史过程中“无所谓的旁观者”（卢卡奇语）。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警醒和自觉。（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