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这样一篇稿件的邀约，内心其实很不安。虽然我将教师视为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崇高事业，但毕竟资历尚浅。从2011年成为大学教师至今，我只有短短5年教龄。至于承担责任更为重大的硕士生导师工作，则刚刚4年。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我从教师职业中汲取了无穷快乐和充实感，也与我指导过的15位研究生结下了深厚情谊。在今年教师节即将来临的时候，能够将过去几年自己对这个职业、这份职责的理解做个总结，与天下同行们交流，不失为一种新鲜的“过节”方式。

　　在展开任何关于导师职责和师生关系的讨论之前，我们都要明确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理解、评价和期许，是有着较大不同的。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教师被社会各界寄予更高希望，这种希望既有专业能力上的，也有道德水准上的。正因如此，在地震时撇下学生的“范跑跑”和不断向学生索取财物的“萨茹拉”才会引发如此强烈的舆论地震。在社会的流行思维中，教师群体的水准和素养不仅是一个孤立的行业或职业的问题，而关乎着整个社会在观念、学养、道德等领域的发展方向。所以，在中国当教师，既收获着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也背负着源于文化和精神领域的沉重责任。中国教师的这种独特社会身份，对我们展开关于导师职责的讨论而言，既是一种来自传统的丰富遗产，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文化桎梏。

　　比如说，似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这样，即使在现代大学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中，也较为清晰地保留着儒家传统中“师徒如父子”的宗法伦理的印记。欧美国家的大学在培养研究生时也多施行导师制，但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情感关系通常淡漠，远不及我们这里深厚浓郁。我自认为是一个十分注重师生之间人格和地位保持相对独立与平等的导师，与学生交流时也从不会板着面孔，但在教师节到来时，还是会有学生感喟万分地对我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尽管在年龄上我其实勉强只能算是个大哥。中国式的传统师德体系和师生关系伦理，无论对于导师还是研究生都有着至为深刻的影响。两者的关系现在不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契约关系。

　　现实虽是如此，但我要说的却是：对传统应当持有辩证的态度，既不宜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尽管传统文化赋予了现代师生关系以鲜明的情感因素，但为师者切不可心安理得地将这种情感因素当作干扰、控制乃至操纵学生的借口。在维系师生之间最为纯粹、质朴的情感纽带的同时，应当充分尊重学生作为个体的独立意志。说白了，还是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在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中融入现代的契约意识，要在建立类似于传统师徒制的师生关系之前明确一条“铁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和本职负责，师生双方各按其是、各尽其能，才是健康的师生关系的基础。至于两者之间的情感纽带，应当是纯粹而不功利的，绝不该演变为一种精神甚至人身的依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有限的，情感的纯粹和美好也要以“有限”为基础。

　　正因如此，我时常对自己指导的研究生说的一句话是：我对你们没有精神独立和心智健全之外的其他要求。而我的这一观念，其实也是从我的导师身上“继承”而来的——我相信，如果没有导师当年对我的天性和自由的尊重，我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快乐而“任性”的生活。对学生的兴趣爱好，我全力支持并尽可能为其创造机会，哪怕其与我本人的喜好相去甚远；对学生的职业选择，我也绝不会指手画脚，而是尽可能提供准确的信息和中肯的建议供其参考，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哺育出伟大的人格，我一个小小的研究生导师又凭什么去訾议哪份工作更“高尚”更“有前途”呢？在我看来，导师的职责只有两个，那就是教会学生精神独立，培养学生心智健全。而这种职责既是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实现的，也是通过导师自身的“示范效应”来实现的。简而言之，作为导师，你没有资格去替研究生作决定，但你有义务履行好这份职业赋予你的责任，并通过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去对学生进行有益的引导。

　　“师者”这个称谓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是十分神圣的。但越是神圣的事物，我们越要警惕它变得过分神圣，进而掩盖了自身的社会本质。归根结底，教师终究是一份以传授知识和培养年轻人成长为使命的职业，这个职业中任何超出了上述范畴的文化意涵都只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至于那些对传统师生关系加以利用，不惜借助自身相对的强势地位去操纵学生、欺侮学生甚至做出违法犯罪之事的行业败类，我主张通过严格的制度和法律对其加以惩罚。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普天之下那些正直、善良、将这个职业视为自己生命支柱的教师同行们都能达成共识——现代社会的师生关系，因有限而纯粹，因纯粹而美好。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日里，我要感谢自己的导师，以及我指导的研究生“弟子”们，谢谢他们与我一同努力收获了理想中的有限而纯粹的师生情谊。（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