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智库是公共部门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之一。由社会组织的特点所决定，社会智库联系人群广，在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研究方面有其优势（如社团），在发动力量、资金筹集方面能力突出（如基金会）。但是目前社会组织发展制度供给还存在不足，如参与决策、税收优惠、职称评定等，影响了社会智库的能力提升、资金筹集、人才吸引，阻碍了社会智库的发展。《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及时出台，在优化政策环境的同时，提出加强规范与引导，有助于使社会智库立足非营利组织优势，创新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其特有功能和作用。

　　政策环境优化带来发展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智库发展迅速。但由于公共政策供给不足，社会智库获取资源的能力还很有限，“缺乏参与决策咨询的制度性安排，功能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意见》的出台，旨在优化政策环境，为社会智库带来新的机遇。

　　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政社合作关系。本次《意见》的出台，旨在“促进政府决策与社会智库建议之间良性互动”，有利于构建政府与社会智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合作治理机制。一方面，社会智库“可以依法获取政府发布的决策需求信息”，并从政策研究、制定到实施、反馈、评估各个环节，“依法参与政府部门以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形式开展的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活动”，与政府进行全方位合作。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和社会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意见》提出要“探索推动社会智库与其他智库以及党政机关之间的人才有序流动”，提供了社会智库人员向党政机关流动的政策依据，也为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发挥决策优势提供了可行路径。此外，《意见》“鼓励社会智库的高端人才通过各级人大、政协积极参政议政，贡献才智”，这为社会组织界别的设立提供了政策依据。

　　有利于加快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进程。社会智库联系知识分子（如学会、研究会），贴近市场主体（如行业协会、商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如公益类社团），贴近基层（如基层社会组织），受体制束缚少、创新动力强（如社会服务机构中的民办研究机构），资金充足（如基金会），保障社会智库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渠道和权利，能够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进程。

　　有利于解决社会智库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与其他类型智库相比，社会智库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的难度更大，渠道更少。《意见》强调“建立社会智库向党政机关提供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意见建议的制度化渠道”，为社会智库提供了成果转化的基础条件，也丰富了对社会智库成果的评价机制。

　　有效规范引导提供重要保障

　　要落实扶持政策，使社会智库发展环境得到优化，必须对社会智库进行规范引导。否则，政府与社会智库的信任关系将难以建立，系列扶持政策的实施落地将面临阻碍。《意见》的出台，为社会智库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建立对社会智库的综合监管体系。一方面，《意见》确立了自我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监管体系。《意见》重视社会智库的自律，强调完善内部治理与内部管理；突出民政部门、业务主管单位以及宣传、组织、外事、公安、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新闻出版广电、统计等有关部门对社会智库的协同监管；强调以信息公开为基础的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以及专业化、社会化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成为社会监督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意见》强调对社会智库的登记管理、负责人责任、活动管理、人财物、信息公开、党建等方面实施全面监督，并通过双重负责体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智库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

　　规范与引导社会智库的目标具有多重性。这是基于社会组织发展实际的考量，是建立政府与社会智库信任关系的路径之一，更是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保障。加强对社会智库的规范与引导，有助于提高社会智库成果供给的公共性，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此外，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发展的手段中不仅有对社会智库的要求，也有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是规范和服务的统一。要保证党和政府创新决策机制，为社会智库参与决策过程提供服务平台、资金、人力资源、党建、外事等必要条件；对社会智库的培育扶持到位的同时，减少政府对社会智库的干预和不公平对待；鼓励社会组织依章自治，确保其独立的法人主体地位、社会化的运作方式。规范与引导的终极目标，是促进社会智库的发展，完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充分发挥社会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作者：朱晓红，系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