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体现了我们党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继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推动文化进步。

　　时代的课题

　　悠久的传统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演绎了我们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与魂，是我们民族数千年发展的动力，也是当今和今后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在延续传统文化血脉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才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铸就灿烂辉煌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百年。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深刻影响了百年来中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个不可分的重要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一天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我们迎接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的身上。

　　历史的需要和必然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必须在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从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看，一种文化进入他文化的地域，必须吸取本土文化的要素，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方能在该地域生根发展。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便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吸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其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也是认识社会的科学方法论，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清当代世界局势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关于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思想，是正确认识儒学和传统文化自身，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思想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

　　互鉴互学的可能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完全没有互相学习、吸取和结合的可能。长期以来，这种观念影响深广。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必须破除这种观点的影响，让人们从二者对立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儒学，确实是两种不同的体系，有着不同的特质、不同的思想体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互不相干，没有互鉴互学的需要和可能。相反，正因其相异而互补，二者的互鉴互学更显重要。人类生活面对三方面问题：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和改造自然；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认识和改造社会；处理人自身安身立命的问题，认识和改善人生。相应的，人的认识领域也有三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生的学问。三者缺一不可。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的主要贡献是两个：一是发现了唯物史观，二是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主要是回答第二方面的问题，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学问。儒学的核心则是“做人的道理”；虽然儒学也曾为统治者用作统治的工具，但它的根本精神是“以修身为本”，是回答第三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生的学问。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存在互补性。

　　在整个思想体系方面，因其相异而互补。就其具体问题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又有其相通相契之处。诸如中华文化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华文化的辩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华文化关于“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与马克思主义以投身人类解放为最高人生理想追求等，都可相通或相契。而在相通相契的基础上，具体论证表述又有不同，可以互补互学。

　　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曾经在自己的实践中看到这种互补性，自觉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致力于二者的结合。以指导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传承传统人生理想和价值观，教育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引用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解释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是轻于鸿毛”，赋予了它新的时代内容和精神，实现了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文中又提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说明既是对中华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的中国化表述。对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创造性的解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继承中华传统修养学说，运用于党的建设，强调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提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要求和方法。它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修身的意义和修养方法的基本思想，而它对共产党员修养的要求，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把思想修养与革命实践紧密联系，放置到实践的基础上，赋予传统修养学说以新的内容和精神。既对传统修养学说作出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富发展了传统修养学说，也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学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这些成果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人生价值和修养的学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无数革命先驱，在“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传统价值观的引导下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在实践中锻炼，接受马克思主义，成长为共产党员。他们的成长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各得其所，和而不同

　　曾经有人提问：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吃掉”中华传统文化，还是中华传统文化“吃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表现为两个过程：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的转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文化。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二者是统一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古代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为主，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统一的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两方面的统一达到的总的结果，将建立起古代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古代传统和革命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机的联系，使这各个方面不再是孤立、割裂，甚至对立，而是融合为一，成为统一的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元素。这将有利于形成中华文化的新的多元统一、和而不同的格局，发展到新的阶段，实现新的辉煌。

　　正如古代佛教中国化后仍然是佛教，独立发展；儒学吸收佛道精华发展为新儒学后仍然是儒学，独立发展。经过转化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儒学，在多元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也将作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独立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在统一的文化体系中，二者各有其所。马克思主义居于领导地位。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和所走的道路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当前的时代特点。

　　高举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旗帜，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因此，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研究者之间相互疏离，互不相干，以至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状态，要相互亲近、相互尊重、相向而行，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和条件出发，相互学习、相互了解，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向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共同目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