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是康熙诗坛的盟主，一生创作近五千首诗词和数十种著述。他同时还是一位诗歌选家，一生选诗不辍。这些编纂于人生不同阶段的选本，是其表达诗学思想、开展诗学批评和规引诗坛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对这些选本进行整体审视，则可见其诗学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诗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对于渔洋诗学，人们常以神韵许之。渔洋本人则将其一生诗学演变之迹概括为三个阶段，“少年初筮仕时，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入吾室者，皆操唐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于是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俞兆晟《渔洋诗话序》）。渔洋在此只是就其诗学大端简括言之，而遮蔽了许多细节。实则，渔洋诗学既非神韵所能涵盖，亦非主唐主宋所能统括。他的思想，超越了狭隘的门户之见，博综兼长，兼收并蓄。具体而言，以宗唐为基调，以神韵为理想，宗唐而不囿于唐，倡神韵而不以之立门户；唐诗之中，提倡盛唐而不废中晚，唐诗之外，推尊汉魏复留意宋元；归根结底，要在辨别诗歌体式，确认源流正变，力求给予诗史发展中不同诗体和诗人应有之价值定位。这一思想也贯穿于其选诗活动中，这里予以探讨。

　　其一，王渔洋的选诗标准主要以学唐为基调、以神韵为理想。渔洋受家学熏陶，幼年即喜唐诗，八岁时，其兄西樵即授以王、裴诗法，任职扬州时曾专选唐人律诗为《唐诗神韵集》，以为儿辈学诗蓝本。又选明人徐祯卿、高叔嗣之作为《二家诗选》。徐、高虽为明人，却专学唐代韦、柳诗风，渔洋此选意在彰显韦、柳古澹诗风在明代之传承，为日后倡导神韵做铺垫。康熙二十六、二十七年间相继编成《十种唐诗选》（以下简称《十选》）和《唐贤三昧集》，前者意在呈现唐人眼中之唐诗面貌，后者重在揭示盛唐诗歌之真精神。去世前三年，又编成《万首唐人绝句选》，为一生学唐画上圆满句号。质言之，渔洋早年学唐是其家学和个人兴趣、时代风尚影响下的感性选择；中年宗唐则是身历目见、见微知著基础上诗学成熟的理性自觉；晚年主唐则是对其一生诗学的反思、调整和总结。这些贯穿其一生的选本，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以唐诗为中心的诗学轨迹。神韵说是渔洋诗学最重要的内容。至《唐贤三昧集》出，标志着以盛唐王孟诗风为审美特征、以司空图与严羽等诗论为理论基础的神韵诗的成熟。此选以纠格调派及宋诗风弊端相号召，“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成为渔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选本，也奠定了渔洋作为神韵诗风开创者和诗坛盟主的地位。

　　其二，渔洋虽以倡神韵而显名后世，但神韵并非其诗学全部内容，其选诗时还推重非“神韵”的唐诗。《唐贤三昧集序》曰：“康熙戊辰春杪，归自京师，居宸翰堂，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合《文粹》《英灵》《间气》诸选诗，通为《唐诗十选》云。”因这两部选本同时完成，盛符升《唐贤三昧集后序》遂认为它们都以神韵为归。其实，《十选》是在十种唐诗选本基础上的删选，选择的范围受到限定，这些选本各自在选诗的标准、旨趣、对象、目的上差异很大，渔洋很难以神韵的标准将其统一在一起。《十选》虽对原选进行了删汰，但大体保留了其原有特征。总体看，《十选》所选诗歌涵盖四唐，各体兼有，风格各异。与《唐贤三昧集》之甄选严苛不同，《十选》要兼顾各选原有的特点，选诗的艺术标准较为宽泛，就中即便有符合神韵特征的诗也非主体。其真实意图是感于“后世选唐人诗，较唐人自选，终隔一尘”，欲借唐人手眼，得唐诗之真相。其着眼于唐诗之整体面貌，故不限于时代和家数。而《唐贤三昧集》以标举神韵为号召，意在补救敷附盛唐空泛之弊，以揭示盛唐诗之真精神。可见，《唐贤三昧集》体现了渔洋对盛唐精神的理解，代表了他的诗学理想；《十选》则是渔洋借唐人手眼将真正的唐诗展示给世人，为学唐诗者提供学诗门径，二者在目的和标准上都不相同，体现了渔洋诗学价值体系的两个维度。可见，渔洋在对待唐诗的态度上并不固守神韵窠臼。

　　其三，由其诗歌选本又可见博综该洽、兼容并包的诗学观。虽然主唐是渔洋诗学的基调，四唐之中，他又较为倾向盛唐，但又非限选四唐、非唐不选。《燃灯记闻》记渔洋语曰：“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学者从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务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则无论初、盛、中、晚皆可名家。”可见，在师法对象的选择上，他还主张不拘时代，各随其性分所近。编于晚年的《万首唐人绝句选》，是渔洋对自己一生诗学的反思和调整。该选在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基础上删选而成。从渔洋具体的选诗看，四唐兼顾，突出中、晚唐的比重，这既符合唐代绝句发展的实际，也是对一般学唐者偏爱盛唐、鄙弃中晚的纠偏。另外，所录范围较广，从李白、杜甫这些经常在渔洋其他选本中被排除的大家，到雍陶、赵嘏等不为一般选家所重的小家都有入选。作为一生最后一部选本，渔洋为此付出较多心血，所选皆为唐绝精华，“故较他选为精审”（《四库提要》）。渔洋早年尝“聚汉魏、四唐、宋元诸集，无不窥其堂奥”，培养了宽宏的胸襟和视野，他主唐又不囿于唐，这可以《古诗选》为例加以说明。《古诗选》编于康熙二十二年，包括五言十七卷，七言十五卷。所选五古起于汉迄于唐，汉诗全取，魏晋以下递严，不废齐、梁、陈、隋，而唐代只取五人。因此，五古所录诗人以唐前为主。七言古诗录唐之前二卷，唐四卷，宋六卷，金元三卷。唐代录杜甫、韩愈各一卷，初、盛唐其他诗人各一卷，选录最多的是宋元，共九卷。可见，渔洋《古诗选》突破了宗唐的藩篱，强调了汉魏六朝五古和宋元七古的地位。在对古诗的处理上，渔洋不拘于成见，表现出客观理性的态度。

　　其四，渔洋选诗强调辨体，注重梳理各体诗歌源流正变之迹，具有强烈的诗史意识。比如《五言古诗选》对五古的甄选，即基于对五古源流发展客观认识之上。五古形成于汉魏，至六朝渐趋繁盛，去古渐远，新变愈多，但尚未偏离传统；唐代五古与汉魏多不相类，“自为畛域，成其为唐人之诗而已”。在对五古的选择上，汉魏全录，六朝稍严，唐代则只选五人，近于苛刻。揆诸诗史，这样的处理有其合理性，体现了对汉魏五古传统的尊重。唐代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等五人，因其“尚不失为古诗之余派”，而像初唐四杰、杜甫等偏离汉魏传统的五古皆不选，这大概是受了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观念的影响。渔洋虽不否定唐人五古的价值，但该选意在突出汉魏五古的正统地位，故唐人五古多不入选也就可以理解。其《七言古诗选》“大旨以杜为宗，唐宋以来善学杜者则取之”。唐人学杜者少，唐人七古虽多，此选在杜甫、韩愈之外所录初盛唐七古很少，初唐四杰与中晚唐七古悉不录；宋人七古以杜为宗，故宋人七古入选远多于唐人，尤其是学杜最出色的苏、黄入选最多，因此该选突出了宋人七古的地位，这与七古发展的客观实际正相符合。又如在《万首唐人绝句选》中，渔洋选诗也能紧扣唐代五、七绝发展的现实，从各体入选数量上说，五绝少于七绝；从时代来说，五绝以初、盛唐为主，七绝以中、晚唐为主。此外，渔洋虽然提倡神韵，但认为并非所有诗体和题材都适合表现神韵。“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感兴宜阮、陈，山水闲适宜王、韦，乱离行役、铺张叙述宜老杜，未可限于一格。”（《带经堂诗话》）因而，在渔洋所认定的神韵诗中，多以五言律、绝和山水闲适题材为主。

　　（作者：李永贤，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