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有着其他民族不可比拟的重要性，相对于世界上许多民族来说，中华民族是最具有贵和尚中精神的民族，中道观也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大至国家政治，小到个人生活的基本态度、方法甚至理想，并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以往有段时间，我们对“中庸”作了错误的解读。现在，我们在对中庸进行“正本清源”的时候，还应该看到，即使在被人们普遍认为的20世纪许多激进的革命家那里，实际上也在“大偏”中走的是小“中”，这应该就是唐力权先生所说的“偏为正用”吧。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2月的一封信里说：“（中庸）是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路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当然，我们今天决不能说毛泽东完全认同儒家的中庸之道，只能说毛泽东对儒家的中庸做了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且“古为今用”，应用在他的“路线斗争”中。但至少可以说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庸思想，而是斟酌采用，也说明了中庸思想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永久魅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还提到“相反相成”，说它指“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并发挥道：“‘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显然是试图把中庸与相反相成结合起来，在对立中寻求统一，是对传统思想进行“现代化”的尝试。

　　纵观中国历史，从正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不曾断裂，不曾灭亡是与走“中道”有很大关系的，只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大的弊端，直到近代一接触外来文明消极方面就暴露出来了。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就是有学者所说的“太落实”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人生，注重日常伦理，中庸之道也就主要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没有从抽象理论上往更高的思想和精神领域发展，即使有个别圣贤人物达到了某种很高的境界，广大的民众不但没有真正成圣成贤，而且由于各个方面的限制，在实际生活中反而容易沉溺在狭隘的经验层面提升不上来。其二，中庸之道对中国人思想观念影响很大，但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宏观的“中庸”氛围中却也不乏反中庸，走极端的行为。其三，中庸观念与阴阳观念没有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庸有“中心主义”的倾向，阴阳有“二元分立”的倾向。中庸思想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肯定了“过”与“不及”之间有一个“中”的地位和作用，其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对立两极的地位和作用。阴阳思想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肯定了对立两极的地位和作用，其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两种偏向又是以儒道的分立为前提的，即老子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思想正是孔子所忽视的，而孔子哲学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思想正是老子所忽视的。这种分立对后来中国哲学影响深远。这就难怪近代以来一遇到好走极端的西方文明我们就招架不住了。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中道本身之过，是没有走中道之过，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是一种过渡，是中国历史曲折前进的一个必要环节。经过“曲为正用”，中国文化一定会走上大中至正之道。

　　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各个文明体系的互相接近，我们已经有可能对各个文明的历史、现状进行认识、比较。一开始，各个文明容易站在自己本位文化的立场注重差异，但当全球一体化越来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就应该有超越的意识，在深层次探讨各文明的“差异”时更注重“共通”的方面。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文明在经历了20世纪以大开为主、大合为辅的动荡分化的历史以后，21世纪必将步入大合为主、大开为辅的综合统一的历史。曾经作为人类不同文明早期同宗共赞的思想观念，作为中华文明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成果，中道观一定会在这大开大合的文明格局变革中，为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问题，摆脱目前的困境提供必不可少的有价值的指导。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