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最为鼎盛的时代，其对儒学的接受、推广、改造乃至扬弃，受制于日本的文化需求与各种现实势力的均衡。继藤原惺窝、林罗山的朱子学派和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派之后，又有荻生徂徕（1666—1728）所倡导的质疑朱子、强调古文辞的“古文辞派”的崛起。此派兴起于元禄年间（1688—1703），风靡江户文坛数十年，弟子数千。其中，太宰春台为著名的“蘐园八子”之首。目前人们对其研究不够，于此有必要专门论述。

　　太宰春台（1680—1747），名纯，字德夫，号春台，日本信浓人。于儒学、经济、天文、音韵等方面多有建树，著有《六经略说》《经济录》等书。他在江户时期的儒学史与文论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徂徕以反朱子派、反伊藤仁斋的姿态出现，春台则以严厉反省其师之局限的姿态出现，由此启示了明治时代，催生了集成派的出现与形成。就如整个江户时期儒学运动以儒学为经、以古文为纬一样，太宰春台以六经为旨归，而以古文为入口，其文论也以经学为根柢。他对徂徕儒学的反省与他对古文辞派的反省互为表里。他不仅曾追随徂徕之古文辞理论，而且勇于对古文辞理论进行严肃的检讨，对其师之学与德进行严厉的反省。“以德行自任，以礼法待人”（南摩纲纪《太宰春台序》）是春台有别于其师的人格修养。原善公道说：“春台于徂徕，不随其步趋者，往往有之，不特文章一事。”（原善公道《先哲丛谈》卷六，文化十三年庆元堂、拥万堂梓行）南摩纲纪则说春台“严毅方正”（南摩纲纪《太宰春台序》）。即使对其师徂徕，他也持“严毅”的态度大加挞伐：“盖先生之志在进取，故其取人以才不以德行。二三门生亦习闻其说，不屑德行，唯文学是讲，是以徂徕之门多跅弛之士。及其成才也，特不过为文人而已，其教然也。”（原善公道《先哲丛谈》卷六）甚至其师之死在他看来也颇为滑稽：“徂徕先生甚重生，自饮食居处以至出入动止、宾客应接之事，苟可以伤生者，断弗为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虑过度也。盖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述为事，年过六十，旧疴数发而犹不能清心静养，遂致笃疾而死。谢在杭云：‘思虑之害人，甚于酒色。’诚矣。”（太宰纯《紫芝园漫笔》卷八）

　　太宰春台对古文辞的反省、批判之毫不留情也有似于此。春台的文章学理论代表作是《文论》一书。它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价值序列论文，故左丘明不如臧辰、行父，司马迁不如萧何、韩信、张良。仲虺相汤而作《诰》，伊尹相太甲而作《训》，周召师保于周而皆作书数篇，而后世并不敢目之以文人。舜作《元首》之歌、《南风》之诗，夏有《五子之歌》，而后世也不敢以诗人目之。因为他们更重要的价值、意义在于道德、事功。真正的“文”特指经史之文、圣人之文，而非文人之文，故其功用为“化成天下”（太宰纯《文论》，武阳书肆宽延元年［1748］刻本）。春台此一观点与荻生徂徕“始于文辞，终于明六经之文”（植村正直《合刻文论诗论序》）的学术理路相背，而是继承了其师之论敌伊藤仁斋的价值观。仁斋曾分文为“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儒者之文者，孟、荀、董、刘、韩、李、欧、曾之类是已。至于文人之文，专事雕缋，轻剽浮华，不足以登樽俎之间”（伊藤仁斋《文式序》，《古学先生文集》卷一）。春台极为认同仁斋的文之本体论。他曾对仁斋和徂徕两人进行比较：“或问仁斋与徂徕孰愈，曰仁斋之学不及徂徕，徂徕之才尤非仁斋所企及也。若识则仁斋实为之嚆矢。徂徕虽超乘而上，所谓青出蓝者也。至其所以教人，则仁斋以君子望于人，徂徕以豪杰望于人，是二先生之风不同。”（《紫芝园漫笔》卷六）在“太上立德”“文以载道”这一点上，春台步仁斋之后尘，称屈原、宋玉为文之千古罪人，因为“其言非述国家之典，亦非明先王之道，特务丽其辞以宣其壹郁之思而已”（《紫芝园漫笔》卷五），实无补于世。

　　春台本着以道为本，以文辞为末的价值观，对古文辞派之后学提出批评：“自古文辞之学作也，属辞家一句一字必取诸古人……观其为文，乃抄古人成语而联缀之而已。文理不属，意义不通。譬如众坐之中，东西南北，宾客杂遝，士女群居，言此言彼，或笑或泣，剿说雷同，纷纷扰扰，不可适听者状。噫！亦可厌哉！”太宰春台讽刺这种文章为“粪杂衣”，即“百衲衣”。

　　在提出文之本体论之后，春台建构了他的文论体系（这个体系与伊藤东涯的《作文要诀》互有关联而各具特色）。该体系由三大子系统构成：体、法、辞。体者，体裁、体制之谓；法者，文法也；辞则指文章之修辞。春台说：“余尝与人论文，以为文辞当先辨体，其次明法，其次择言。”“择言”即修辞。体有经、纬两维。体之经，以大类分之为经、传、子、史之文类，以细类分之则为誓、诰、训、命等文体；体之纬则是叙事、议论等以法定性之文体，为不同文类所共享，故视之为纬。

　　春台把文法分为细法（字法、句法、章法、篇法）和大法（各家之法），把文辞分为今古、短长之别。通过这种细分，春台将古文辞派之弊的症结立时呈现。他指出，古文辞派之复古，是在句法、字法上剽窃古人；而章法、篇法则必由己意连贯而成。“近世古文辞家作，务择古辞。于是辑古人成语而缀之以为己辞。其辞有唐虞，有三代，有秦有汉。自六经传记旁及诸子百家，苟可以达己意者，莫不取用。今观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与句俱有法，而其章与篇或失法，此其故何也？”字句出于古人，而将字句连缀成篇成章的则是今人。所谓章法即是以己意贯串字句；章与章之间，过接处，仍需以己意贯之。这样就会出现“言不出其口，辞不类其情”的情形，太宰春台称这种情形为“类俳”。春台指出，无论是从文法还是修辞的角度看，各家家法不同，古今也只是相对而言。“左氏监于《尚书》，则《尚书》为古，而左氏为今；周季诸子监于左氏，则左氏为古，而周季诸子为今；司马监于周季诸子，则周季诸子为古，而司马为今。如果贵古贱今，则除六经外，自《论语》《孝经》，其文辞且不足贵也，况下焉者哉！”他认为：“凡古文之工者，叙事则令后之读者如亲见之，持论则令后之读者如亲闻之，状物则如画，语喜则令人展眉拊髀，语怒则令人切齿攘臂，语哀则令人歔欷于邑，语乐则令人欢欣抃舞，此文辞之妙也。自先秦古文以至韩、柳二家，其孰不然？”立言行辞，如果能学得古人之法，即使是言古人之所未言，构新辞，也是可以的。从文辞的角度看，古文辞派的最大症结便是套用前人成语（现成之语）。他指出韩愈之“惟陈言之务去”才是修辞之康庄大道。

　　在批评古文辞派的过程中，明代复古运动始终是春台的靶子。他说：“后之修辞家见韩氏之末弊而欲改之，于是务择古辞。李献吉首倡此道，汪伯玉、李于鳞、王元美继作，然后大行于世。”指出李、汪、李、王是以反对妄造新辞之弊而起的。春台对他们的评价是：“献吉、伯玉尚遵古人之法，于鳞、元美则用今法。献吉时去陈言，犹退之也，元美好变用古辞以见其巧，于鳞、伯玉即用古辞，不敢裁割，于鳞又好险其语，以为古文辞当如是。”而对宗臣那种“其所极意，而尤不已，则理不必天地有，而语不必千古道者”的为文境界则予以特别推崇。《文论》附录共三十一则，以大量篇幅指出李攀龙、王世贞文中之弊。太宰春台的文论观既让我们了解江户时代日人之文章观，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异域的角度重新审视明代复古运动。

　　（作者：陈维昭，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