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诸篇章次多有与今本《诗经》相异者。以《秦风》为例，其存诗十篇，《晨风》《无衣》仅有残句，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八篇中，章次与今存《毛诗》不同者达四篇之多，值得专门讨论。本文选取《黄鸟》一篇试作探究。

　　《秦风·黄鸟》共三章，为方便叙述，兹引全篇如下：“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安大简《秦风·黄鸟》篇的文字与今本《诗经》大体相同，个别不同之处，如“奄息”作“奄思”，“仲行”作“中行”，属于常见的文字通假，可暂且不论。其章次则与传世本《诗经》有异。传世本第一章在简本中置于最后，成为第三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位置则依次前移。通过《黄鸟》文本自身和相关文献记载所提供的资料，从古代礼制及《诗经》的比兴艺术和叙事规律等方面着眼，总体来看，今本三章的次序更为合理，下面就此逐点分述。

　　关于该篇的主旨，《小序》说：“《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郑笺》：“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鍼虎也。”秦穆公以三良为殉之事，亦见于《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从诗史互证的角度来说，《左传》的这一记载是第一等重要的证据。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在唐代所传《左传》文本中，“子车氏”记为“子舆氏”，“舆、车字异义同”。这处异文从一个侧面说明《左传》的记载不是来自《诗经》，而是有着独立的史料来源。《左传》中，记某氏之子，意即某氏的儿子。《左传·隐公三年》：“秋，武氏子来求赙。”《杜注》：“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孔颖达《正义》：“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书其字，则其人未成为大夫也。”由上可知，《左传·文公六年》“子车氏之三子”一语，意谓奄息、仲行、鍼虎皆为子车氏的儿子，系兄弟三人，这对《黄鸟》篇的章次判断有着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社会，尊卑长幼之序，是礼制的首要内容。《礼记·曲礼》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左传》记载的子车氏三子的排序，在《黄鸟》篇中的体现，就是第一章首先记述奄息，第二章述及仲行，尾章则言鍼虎。因诗篇既歌咏兄弟三人，自然是以长幼排序，不会是弟在前而兄长反置其后。子车氏三子的长幼之序，可以从古代的名字制度来进行考察。这一问题在学术史上曾有提及，而尚未在当代《诗经》研究中得到充分讨论，须加以辨明。关于“子车奄息”，《毛传》说：“子车，氏。奄息，名。”“子车仲行”，《毛传》无释。《郑笺》说：“仲行，字也。”“子车鍼虎”，《毛传》《郑笺》皆无释。以《毛传》体例，前文既已注“奄息”为名，其后的“仲行”“鍼虎”就不再出注，即默认其亦为名，而郑玄以为其中有名、字之别。按：古人的名和字都是某人私名，名和字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据礼书记载，“名”由父亲所取。而“字”则是成人行冠礼时，由“宾”根据冠者的“名”之义所取。“字”的构成有三部分，其中必有“伯、仲、叔、季（或孟、仲、叔、季）”作为排行字。所以《仪礼·士冠礼》所记字辞曰：“……伯某甫。”又说：“仲、叔、季，唯其所当。”贾公彦《疏》就此解释道：“二十冠时与之作字，犹孔子生三月名之曰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有兄曰伯，居第二则曰仲。”《诗经·大雅·烝民》中记有辅佐宣王中兴的名臣“仲山甫”。“仲山甫”的“仲”为其在家族中的诸子排序，“甫”又写为“父”，系通用的男子美称，往往可以省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子车仲行”在子车氏诸子中排行第二，诗人将其置于诗篇的第二章中记述即缘于此。

　　关于“仲行”系“字”而非称“名”，清代著名经学家马瑞辰曾有不同看法。他在《毛诗传笺通释》引用《传》《笺》诸说后提出：“然奄息、鍼虎皆名，则仲行亦名耳。”马氏对《诗经》训诂多有灼见，然三良皆名、仲行非字之说则太显拘泥。其实，孔颖达在《正义》中对此已有通达的解释。他说：“《传》以奄息为名，仲行亦为名。《笺》以仲行为字者，以伯、仲、叔、季为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则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韵耳。”“或名或字，取其韵耳”，一语道破事物的本质。诗人利用有限的语言空间，在历史叙事与艺术表达之间，作出最为合理的剪裁，不愧诗歌艺术的经典。诗篇三章以“交交黄鸟，止于棘”“交交黄鸟，止于桑”“交交黄鸟，止于楚”起兴，引出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秦穆殉葬之事。考察其所比、所兴，亦可窥见《黄鸟》一篇章次安排之匠心。

　　关于《诗经》中赋、比、兴的意蕴，有各种解释，朱熹《诗集传》所释较为稳妥。《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黄鸟》何以用“止棘”“止桑”“止楚”起兴，说法各不相同。《毛传》《郑笺》和《孔疏》认为：黄鸟止于“棘、桑、楚”为得其所，“人以寿命终亦得其所，今穆公以良臣从死，是不得其所也”，是以为《黄鸟》篇的兴象所用类乎反讽。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言：“《传》《笺》说皆非诗义。诗盖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又按：诗刺三良从死，而以止棘、止桑、止楚为喻者，棘之言急也，桑之言丧也，楚之言痛楚也。古人用物多取名于音近，如松之言容，柏之言迫，栗言战栗，桐之言痛，竹之言蹙，蓍之言耆，皆此类也。”

　　由上述马氏之辨析可知，《黄鸟》一篇所用比兴，洵有章法，以“止棘”开端，表达了作者闻听三良从死，解救而不得的急迫心情。继于“止桑”，言诗人视三良之死如亲人之丧。终于“止楚”，言诗人内心的无比痛楚。《诗经》中比兴的说解不可十分拘泥，所谓《诗》无达诂，然马氏于《秦风·黄鸟》一篇兴象的说解引用大量出自先秦两汉典籍之文例，论证坚实，令人信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论述符合古人用语的规律，故为我们揭示了正确理解本篇的门径。《黄鸟》一篇的章次安排，属于诗歌的外在形式。一切优秀作品的内在形式（包括艺术手法）和思想内容，无不与其外在形式密切关联。诗篇三章依“自然的顺序”，尽倾歌哭之情，千年以下犹动人心扉，然本文主旨在裁断《黄鸟》的章次，该篇诗艺的高妙值得认真体味，当以另文详述。

　　（作者：姚小鸥，系聊城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