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行的“大陆政策”不仅是其东亚政策的核心，也是其对外发展战略的核心。二战前夕，美英对日绥靖政策害人害己。日本与美英殖民主义者既争夺又勾结的行为使世界蒙受灾难。

    近代日本癫狂的扩张思想

    日本图谋向大陆扩张的想法与行动早在近代以前便已存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先后两次入侵朝鲜，结果失败而归。1823年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策》，扬言要“征服满洲”，“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他还提出向中国大陆扩张的具体计划，成为日本“大陆政策”构想的鼻祖。佐藤信渊誓言，要“使全世界都成为皇国的郡县”，完成“刷新世界的大业”。他规划的扩张步骤是，先取黑龙江后夺吉林城，征服“满洲”后再图全中国。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佐藤信渊看似癫狂的领土扩张计划，一百年后竟变成现实。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从“华夷秩序”的顶峰跌落下来。1871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日清修好条约》。但是，刚刚迈入近代的日本并未与周边的亚洲国家建立对等关系，而是选择了对外扩张成为列强一员的道路。1890年12月6日，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以此为标志，日本的“大陆政策”正式形成。明治政府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使其“主权线”扩展到朝鲜，“利益线”延伸到中国大陆。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南部享有了“特殊”地位与权益，确立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优势。

    日本精心构筑包装的一系列侵略理论

    近代日本人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按道德划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东洋，在按文明划线时日本又把自己划归西洋。日本自视为“东洋内部的小西洋”，视自己为亚洲文明的中心，并负有“促进清韩两国国内改革”的责任感。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其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它从“兴亚”到“侵亚”的质变历程。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如何利用亚细亚主义理论，在排除欧美影响的同时扩张日本在亚洲的“权益”，并使自己侵略亚洲的行为正当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打着“解放亚洲”的旗号，兜售“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与英美争夺亚洲利益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终极目标。

    1940年8月1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将“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正式公布，其目的是想趁英法荷无暇东顾之机夺取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南亚的殖民地，使日本的势力范围从东亚扩展到南亚。日本打出“共存共荣”旗号，企图使掠夺亚洲正当化。1940年9月，日本在入侵法属北越的同时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三国军事同盟，以便继续“南进”抢占殖民地。1942年2月23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地理范围做了确切划定，即指“日满支及从东经90度到东经180度之间的南纬10度以北的南北诸地区”。1943年11月“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召开，这是以“大日本帝国”为家长的“家族会议”。出席会议的六国均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会议所通过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共有五条，前四条“共存共荣”、“自主独立”、“相互尊重”、“紧密提携”都是冠冕堂皇之语，最后一条“开放资源，以此为进军世界做贡献”，才是宣言的实质内容。

    从字面看，“大东亚共荣圈”应是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共同繁荣之意，但从日本的所作所为看，它不过是日本精心构筑的“一国特殊利益圈”。在这个利益圈内，亚洲各国只有为日本的繁荣提供资源和方便条件的义务，而没有与其共同分享利益的权利。日本在圈内实行军政统治，开展“皇民化”运动。嘴上说支持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每到一处日本都大肆掠夺当地的资源，并将该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就是要亚洲各国绝对服从日本，贡献资源，保证日本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争霸的需要。日本政府一边打着“解放亚洲”的旗号，一边把攫取亚洲的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极端的国家利己主义本身就与亚洲精神、亚洲价值观格格不入。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也许有人确实相信自己是为了解放亚洲而战，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场解放战争，而非侵略战争。”

    美英对日绥靖政策的功利性考量

    20世纪初，日本与英国分别签订了三次《日英同盟条约》，直到1921年《四国公约》签订，日本的外交战略都以“结盟”为特征。日英同盟为日本对付俄美两国以及向中国扩张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随着日本“南进”战略目标的推进以及独霸中国野心的暴露，美英与日本之间的冲突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向德国宣战之机侵占山东并攫取德国在中国的全部势力范围。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所谓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向美国求助，但美国态度暧昧，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美两国大发战争财，并双双上升为“世界五大国”之一。美国经济实力大增，开始以国际视野审视自己的政策选择并企图在中国建立有利于美国的新秩序。美国希望中国“门户开放”，日本想独霸中国，两国的政策目标发生碰撞，利益冲突上升。

    俄国十月革命后，英国担心社会主义运动波及英国。当德国进攻苏联时，英国暗自高兴，认为德国帮了欧洲的忙。为使德国成为“防共屏障”，英国首相张伯伦大搞“绥靖主义”。美英对打着“反苏防共”旗号成立的“三国轴心”不仅没有防范而且百般纵容。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但是，美英等国对德日两国的侵略扩军却视若无睹，甚至纵容支持，美英都希望将法西斯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德日两国充分利用了美英等国的“反苏防共”心理，以防止“共产主义威胁”为名积极扩张势力范围。

    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尽管如此，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似乎并未感到日本的威胁。美国的对日绥靖政策表现为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扩大对日贸易。美国的军火商为发战争财，支持日本侵华行为。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总统胡佛曾表示，“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则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美国的所谓“道义封锁”对日本基本起不到作用。日本的重要战略物资铁砂、铅、锡、锰等几乎完全依靠从英美荷进口。1937年美国向日本出售的飞机价值248.4万美元，1938年为1745.4万美元。1932年美国对华出口是5600万美元，对日出口是13500万美元。到了1940年，美国对华出口是7800万美元，而对日出口却达22700万美元。美国的远东政策宁愿违背自己的“原则”和“理想”，也要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美国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外交政策很快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炮火硝烟中灰飞烟灭。

    1941年4月，由于《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日本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于是，日军便在7月开始大胆地进攻法属南越。1941年11月26日，在美日政治协商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发出最后通牒：日本必须返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并遵守如下4项原则：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可侵犯原则；不得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贸易机会均等原则；国际合作与国际调停原则。美国切断了日本进口军需用品的交通线，双方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解。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成功，而陆军于偷袭珍珠港前1个小时在马来半岛的卡塔巴尔登陆，日本终于迈出了“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第一步。1942年2月16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国会演说中指出，“大东亚战争的目标就是要使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各得其所，以皇国为中心，确立基于道义的共存共荣新秩序”。然而，这苍白无力的谎言很快就被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所淹没，日本功利主义的“大陆政策”作为近代日本的长期国策寿终正寝，美英搞绥靖政策所带来的沉痛教训成为警示后人的历史教科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