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30日希腊未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5亿欧元的到期贷款之后，希腊债务危机再度加速。7月5日希腊公投否决国际债权人援助方案，更是将危机带到了最后爆发的边缘。从欧洲议会到欧元区各国似乎都已失去耐心，要求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呼声开始占据上风。12日召开的欧盟峰会，将成为希腊危机的“终止时刻”：如果此前希腊与欧洲债权人达成妥协，那么希腊就有可能获得第三轮经济援助，否则，欧盟领导人很可能通过决议，令希腊退出欧元区。

　　被拯救还是破产，关键看年初上台的齐普拉斯政府提交的希腊新改革方案，能否与国际债权人的立场靠近。当地时间11日，齐普拉斯政府提交的经济改革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这份提案对债权人做出明显让步，承诺通过养老金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增税等行动，换取第三次金融救助以免于破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保留了一线解决的希望。一个GDP只有2400亿美元的经济体的债务困局，何以左右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前景和一体化进程？何以成了世界经济的风险源？对中国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危机的缘起

　　以希腊为爆发源的欧洲债务危机，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弊端。

　　希腊债务危机并非骤然爆发。过去的6年，希腊债务危机都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伴生物，其间经历了发作－平息－再发作的反复过程。2009年10月，当时的希腊新政府宣布，前任政府的统计数据有误，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国际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

　　希腊债务危机揭开了欧洲债务问题的盖子，正处在金融危机恐慌中的市场突然发现，除希腊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都有严重的债务问题，这五国被称为“PIIGS”五国。经过7个月观察，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结论，希腊债务危机无法靠希腊自己解决。2010年5月，欧元区启动希腊救助机制，和IMF共同为希腊提供3年1100亿欧元贷款，这是对希腊进行的第一轮经济援助。欧盟同时决定，联手IMF设立资金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

　　为得到援助，希腊宣布实施大规模财政紧缩计划。然而，第一轮援助和希腊的财政紧缩，未能改善希腊的经济情况。而且，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下降导致希腊出现政府更迭和社会动荡，债务危机就此成为政治性危机，危机进一步升级。到2012年3月，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一体化支持者的推动下，欧元区财长会议正式批准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救助方案。此后，希腊危机似乎一度缓解。2013年，希腊财政略有盈余，2014年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股市也一度飙升。

　　然而，进入今年以来，希腊债务危机再次显现。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1月在大选中胜出，主张结束紧缩措施、对严苛的救助协议进行重新谈判，在赢得国内民众多数支持的同时，也导致新政府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希腊违约和全民公投，将各种矛盾同时推到前台。

　　表面看，希腊债务危机是2009年统计数据造假点燃的，实际上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希腊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约束，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负债率不能高于GDP的60%。而希腊与这两个标准相差甚远。为此，希腊求助著名投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法，帮希腊政府隐藏了一笔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欠债。由于这笔债务需要10到15年归还，因此只具有长期风险。事实上，不止希腊，这种“金融创新”被广泛用于欧洲国家。就此来看，以希腊为爆发源的欧洲债务危机，和以美国为爆发源的金融危机，具有同源性，都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弊端。

　　辐射到他国

　　在欧盟内部，违反欧盟规定已是大面积现象，多数发达成员的债务水平已突破GDP60%。

　　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在一个中等经济体，按道理没有美国金融危机那样的辐射性，但欧洲一体化体系提供了希腊债务危机扩大的条件。更严重的是，希腊债务危机不仅会引发财政危机、货币危机，还可能引发跨区域的政治危机。

　　首先，希腊是欧元区成员，一旦债务危机走向退欧，将意味着欧元信用贬值。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对美元及非美十几种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据国际投行评估，如果希腊危机走向最不好的结果，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有可能降至0.95比1.欧元失去信用不仅意味着退出与美元争夺国际货币“铸币税”特权的较量，还可能导致欧元资产被大量转移和抛售，从而让整个欧元区陷入困境。已经援助给希腊的2400亿欧元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偿还。

　　其次，欧债危机并非只发生在希腊，意大利等欧洲中心国家，同样面临债务问题。假如希腊退欧，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既可以暂时“赖账”，又可以保住国内的支持率。一旦债务问题严重的国家群起效仿，欧元区就可能走向坍塌。而欧元区的坍塌，意味着二战后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终止。

　　第三，历史证明，每一次深度经济危机都会导致社会思潮反转。二战后的多数时期，欧洲基本延续的是一条中性道路，而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使激进政治力量抬头。这种由中间偏向激进的潮流，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蔓延到其他深受经济低迷困扰的国家。一旦形成这样的趋势，欧洲政治风向就可能发生转变。

　　第四，动摇国际金融市场和欧盟的原则底线。按照欧盟的规定，成员国负债率不得超过年GDP的60%，这一底线希腊早已突破。按照IMF的规定，成员违约则立即停止发放贷款，并于两年内评估是否将其逐出IMF，希腊也突破了这一底线。尽管希腊是对IMF违约的第一个发达经济体，但在欧盟内部，违反欧盟规定已是大面积现象，多数发达成员的债务水平已突破GDP60%。这既挑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规则，也挑战了欧盟法律体系。如果希腊退欧，只能表明，IMF和欧盟没有纠错能力。

　　正因为对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有充分评估，所以国际债权人仍不遗余力地推动与希腊的谈判。其目的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挽救希腊经济，而是为了控制希腊债务危机的负面效应。

　　能否过难关

　　虽然希腊这次有可能渡过难关，但最乐观的情况是保证两年内不发生大的危机。

　　希腊债务危机中的相关各方不时有惊人言行出现，让希腊危机在6月30日之后显示出失控的趋势。但实际上，许多言行都是用来博弈的筹码。齐普拉斯政府应该清楚，除有条件满足国际债权人的要求、获取新的援助资金外，希腊别无选择。这一点，国际债权人同样清楚。各方博弈的标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希腊该不该退欧，而是希腊最新的改革方案。

　　对于齐普拉斯政府来说，无论激烈言词还是发起公投，目的都是尽可能让债权人降低援助条件，同意希腊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推动养老改革，选择合适的领域增税以增加还款能力。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使债权人同意减免30%的债务，按照希腊已获得的援助，这涉及大约700亿欧元。对国际债权人来说，迫使希腊通过改革延长劳动时间，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保证欧元汇率稳定，避免危机扩散，是核心目的，这一点默克尔表达得十分清楚。在希腊的具体改革细节上，并非没有弹性，这也为双方在12日达成妥协提供了基础。

　　在齐普拉斯政府基本按照债权人的意愿提出新改革方案后，焦点已有所转移。鉴于此前齐普拉斯政府对改革一直“述而不作”，因此欧盟的领导人们可能更在意希腊能否实施改革，而未必会将重点放在改革方案细节的调整上。事实上，法国总统奥朗德10日已表示，希腊政府提交的旨在解决债务问题的新协议草案是“严肃可信的”，这显示出欧洲主要国家将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决心。

　　从欧洲金融市场近期的动态也能看出类似端倪。尽管在希腊与债权人博弈最激烈的时候，欧元和欧洲股市也曾出现震荡，但基本是窄幅震荡，在齐普拉斯提出改革方案后，欧元汇率开始回升。这表明，投资者对希腊与债权人之间达成最终协议抱有信心。

　　当然，即使12日的欧盟领导人会议皆大欢喜，希腊债务危机的反复发作和解决的高成本，也一次次凸显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存在制度性问题。从欧盟到欧元区的制度设计，都过于偏重一体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和安全红利，而对出现危机时如何应对缺乏考量。因此，虽然希腊这次有可能渡过难关，并获得第三轮援助，但根据前两轮经济援助的情况看，最乐观的情况是保证两年内不发生大的危机。双方达成的妥协未能触及危机发生的根源，因此，希腊债务危机今后仍有再次发作的可能。

　　对中国影响

　　有危即有机。控制其风险因素，抓住其中蕴含的机会，中国就能保证经济继续稳定发展。

　　到目前为止，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蝴蝶效应”基本是在欧洲内部显现，但并不是说与中国毫无关联。

　　一方面，虽然规模不大，但中国在希腊有一定投资，其中最大的投资是比雷埃夫斯港两个码头的运营权。如果希腊危机深度爆发，中国企业可能面临投资损失和被违约的双重风险。此外，通过IMF渠道，中国也参与对希腊的经济援助，希腊违约将导致中国援助资金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

　　另一方面，如果希腊危机蔓延，导致欧元信用流失，中国可能面临更大的外部环境恶化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至关重要。在中国投资边际效应递减、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消费增长缓慢的现实情境中，保持出口稳定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希腊危机如果扩大导致欧元不稳定，欧盟的市场需求势必出现下降，从而让中国面临出口市场萎缩和汇率风险的双重挑战。事实上，由于欧盟经济形势不稳，中国对欧出口近年来一直存在下滑趋势。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欧盟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为1.37万亿元，下降7.1%，与传统贸易伙伴西欧国家的贸易下滑更快，这已反映出希腊危机传导到中国的寒意。就此来看，希腊债务危机距离中国并不远。

　　除了经济影响，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还不无警示意义。其一，对于债务问题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危机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也局部存在较为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不同的是，希腊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对外欠债，中国则是对内欠债，而且国家主权信用足以保证债务问题不致失控。尽管如此，希腊危机也提醒我们，金融体系建立健全严密的风控体系、对地方债务及时跟踪监管是涉及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其二，希腊债务危机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把风险控制放到突出位置。“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亚投行等战略的推进，除了强调互利共赢的前景，也需要在风险控制方面作出缜密设计。

　　同时也要看到，希腊债务危机固然给中国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改善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环境。出于对中国资本的需要，近来英国等国放宽中国资本的准入条件，积极与中国开展货币互换，加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等等，表明中国与欧洲的战略合作关系正在升级。

　　有危即有机。不管希腊债务危机今后如何演变，控制其风险因素，抓住其中蕴含的机会，中国就能保证经济继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