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是一个历史概念和命题，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它自18世纪中后期出现以来，从“西欧中心论”逐渐演变为“欧洲中心论”“欧美中心论”，直至今日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不仅在学术界颇有市场，而且深刻影响着公众对世界文明史的认知。当前，构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需要认清“西方中心论”的表现与成因。

　　“西方中心论”有三种表现。一般而言，“西方中心论”涵盖了所有认为欧洲人和西方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和非西方人优越的观点。“西方中心论”大体上有“假定前提的西方中心论”“文化传播的西方中心论”和“反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中心论”三种表现。“假定前提的西方中心论”是指西方中心论者将他们的个案研究建立在宗教的、种族的、环境的以及文化的假定的优越性之上，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世界。如有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主张文化和环境是欧洲获得优势的因素。“文化传播的西方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演进及其向非西方世界扩散的产物。西方学术界提出了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全球化、科层化、个人自由等，并凭借这些基于西方特定经验的概念来阐释现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反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中心论”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理论方法和实践层面上，批判矛头虽指向“西方中心论”，但结果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惊诧的学术现象，是因为其所使用的批判武器——各种理论方法几乎都是西方制造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西方中心论”并不是泾渭分明、孤立存在的，在学术研究实践和社会认知过程中，它们往往纠缠在一起。

　　“西方中心论”的产生有三个原因。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强大影响、西方现代殖民主义扩张以及文化传播主义是产生“西方中心论”的三大原因。首先，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孕育了进步论、阶段论、目的论以及普遍主义等理论，它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世界历史叙事的实践中都曾盛行一时。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使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或者陷入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境地，或者“削足适履”地将非西方的史料装填进西方历史哲学的框架。其次，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塑造”和“建构”了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图景。殖民主义对人类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最重要的影响是歪曲和贬低了非西方世界的成就与贡献。为了抵消殖民主义不客观的恶劣影响，非西方世界通常采取民族主义理论视角来书写自身历史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对世界历史大相径庭的解释。再次，文化传播主义造成了西方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强势。文化传播主义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又是“西方中心论”在文化上的一种抽象。

　　构建本土话语体系要有自觉自信。超越“西方中心论”与构建本土话语体系，并非简单的“破”与“立”的关系，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对话平台。只有通过对话，非西方世界才能在对人类文明史的阐释和对世界事务的认知方面彰显自己与西方不同的视角。当与“西方中心论”所孕育的思维定势和认知模式隔开一段距离时，我们就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的心理空间。非西方世界自觉自信地构建本土话语体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拒绝任何形式的西方“普世主义”是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的思维前提。换言之，非西方世界应该拒绝西方各种目的论和普遍主义的思维倾向。惟有如此，才能避免“文化传播的西方中心论”在改头换面后重新粉墨登场。其次，培养理论方法上的自觉自信和批判意识是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的理论要求。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界应树立一种明确的规范意识或理论自觉。在方法论方面，需要协调好整体方法论与个体方法论的关系，尽可能避免容易导致目的论或机械决定论的一元方法论。最后，发掘、重估本土学术资源与批判、借鉴、吸收西方优秀学术文化成果是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的实践指导原则。只有遵循这一原则，才能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一个更加广泛和丰富的本土话语体系，不应在各种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之间作出极端的选择。（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