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樊吉社（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

　　普莱姆（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滕建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包道格（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

　　汪 铮（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

　　皮特·鲍泰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兼职教授）

　　卡明斯基（奥地利外交部中国事务高级顾问）

　　卡维·钟吉塔翁（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中美关系是否到达“临界点”？会不会重蹈“修昔底德陷阱”？

　　与其说中美两国政府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变化，不如说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到了一个“临界点”

　　袁鹏：当前中美关系正出现若干新的变化，包括两国力量对比、战略态势、关系基础、决策环境、民众心态等。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必然导致中美关系滑向负面，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还是中美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正常情况？

　　其实，世界在变，美国在变，中国在变，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理所当然，关键在于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关系，采取有针对性的新举措、新政策、新战略加以应对或塑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中美关系的新变化，也意识到这种新变化如不加以引导，容易使两国关系出现倒退或失衡。

　　从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体现合作共赢不搞对抗的诚意，到几乎一年一度的两国最高领导人长时间深层次对话沟通引领航向，再到两国间各种对话机制增信释疑，再到两国民间释放出的巨大合作能量，中方稳定中美关系意愿强烈，决心坚定，无可置疑。

　　樊吉社：今年以来，中美双边争议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国内涉华舆论因此呈现某种消极状态，并且有部分学者和政客开始讨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一向主导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美国对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似乎有“不适应感”。有人说，美国对华战略共识趋于消解，中美关系似乎达到“临界点”，甚至中美可能重蹈“修昔底德陷阱”。

　　事实上，中美未来双边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中美两国互动，因而答案是开放的。如果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做出过度解读，对中国外交行为做出过度反应，不排除中美关系走向消极互动。反之，如果中美通过现存诸多对话磋商机制、高层交往，甚至领导人会晤，化解彼此的误读、误判，充分认识中美战略关系基础依然稳固，并增量建设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空间，中美关系则会走向更积极的未来。

　　普莱姆：从197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至今，我多次访华。中国人民淳朴、善良、友好，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令人叹为观止。美中两国必须合作才能共赢。在美国大选背景下，一些参选人动辄拿中国说事是无知和愚蠢的。近来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表明，美中两国相互依存。抓住良机、推动美中相互了解与合作，才是明智之举。

　　滕建群：当前，中美关系仍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从国家层面看，两国领导人均已意识到避免冲突磨擦、增进合作的必要性。在经贸领域，双方贸易额连创新高，两国的产业分工既紧密相连，又相互补充。在安全领域，不论是全球性问题，还是地区问题，都需要两国做出不懈努力。两军关系也从机制建设扩展到联合演习。这些均构成了中美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

　　沈丁立：对于中美矛盾，只要客观分析，就有可能找到症结，从而缓和矛盾，管控分歧。中美矛盾并不必然导致两国无法分享和平与发展的红利。

　　包道格：人类进入核时代后，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毁灭整个世界，这也是自1945年后大国之间没有严重冲突的原因之一。美中两国需要尊重对方的角色、能力，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我们都承认，在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前设计的现有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为适应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和平方式对现行机制不断调整和完善。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希望避免冲突，这需要双方有意为对方留出空间，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汪铮：中国在过去几年里取得的发展成就越发耀眼。如何判断中国以及中国未来政策的走向，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当中辩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美中两国关系基础坚实，未来也并不悲观。

　　所谓的“临界点”，与其说是指中美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不如说是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到了一个“临界点”。美国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在过去30多年里不断微调，发展到现在处于一个“临界点”状态，特别是美国的智库，对华的判断和看法处在一个巨大变化的前夜。

　　皮特·鲍泰利：美中两国必须进一步减少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不信任和误解。习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访问，有望为促使美中双边关系在积极轨道中前行提供宝贵机会。

　　中美如何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等存在分歧的敏感问题上合作？如何管控分歧、弥合差距？

　　中国不是既有国际秩序的颠覆者，管控分歧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创新性管理中美关系的新思路

　　袁鹏：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两国既有深度合作，也有深层分歧，关键在于如何把合作面做大，如何有效管控分歧。目前两国在南海、网络、人权等领域的矛盾引发两国媒体对中美关系做出一些悲观性评论。但从历史的长河看，中美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焦点性分歧或矛盾，新时期又出现一些新问题，这不值得大惊小怪，而需要以新思维新手段去应对。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有多种对话机制或渠道。如何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形成新的共识、达成某种框架，不仅对中美关系稳定至关重要，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网络规则的制定。在南海问题上，中美没有领土主权争端，都支持航行自由，都希望维持南海的和平稳定，这是两国能够合作的重要条件。今后，如何利用中美两军之间达成的有关海空相遇行为准则、危机管控机制等，管控或根除中美南海冲突的引信，进而探讨新时期两国海上安全行为准则，寻求海上安全合作的切实路径，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方面。

　　在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中美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共同事业需要推动，那就是如何捍卫战后共同缔造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共同改革其中不合理、不合时宜的东西，如何思考共建新的亚太地区秩序。

　　一些美国人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成立亚投行等视作中国试图颠覆既有国际秩序的“大手笔”，这其实是美方基于一贯的霸权思维想当然的结果。一方面，“一带一路”只是中方的一种政治倡议，不是强加给别国的“新马歇尔计划”，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强调开放和包容。换言之，它是中国与其他相关方合作共赢的共同事业和长远目标，不是中方试图短期内打造环中国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游戏。至于亚投行，更是一个最好的测试剂，测试的结果，除日本以外的几乎所有美国盟国纷至沓来，热烈拥抱，而多数美国学者都对美国政府不参与其中批评有加。这充分说明，亚投行是开放的大平台。中国不是既有国际秩序的颠覆者，而是参与者、建设者、改革者、贡献者。诚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才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

　　樊吉社：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如今开始动摇，这使得美国心态呈现显著变化，开始关注中国迅速崛起可能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开始焦虑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安全体系的承压能力，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被放大解读，对中国的外交行为过度反应，中美争议和分歧由此突显。

　　近年来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直接或间接互动表明，双方需要寻求建设性的解决之道。中美应相互照顾对方核心关切，澄清各自政策立场，在增量建设合作空间的同时，在争议问题上寻求妥协之道。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现存国际秩序，中国无意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美国需要持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支持现存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的调整与变革，使之更能应对当前的国际挑战。如此，中美未来良性互动自然可期。

　　滕建群：管控分歧是中国领导人在新形势下提出的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理念，源于中国求同存异的传统外交思想原则和对中美关系现实的深刻认识，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创新性管理中美关系的新思路，已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历史，也是一部成功或有效管控分歧的历史。分歧能否得到建设性管控，直接关系到中美关系向好向坏发展。

　　汪铮：美方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的政策转向，与美国对中方的行为和目的的判断分不开。美方没有认识到，相比过去，中国在南海维权的行为采取了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势，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的南海乃至整个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美国对当前状况的解读有偏差，造成美国许多人认为中方的意图是要改变南海现状，用强权来解决问题。

　　美方也需要认识到一个现实，不论中国意图如何，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是现实。如果还希望中国按照原先的格局行事，这是不可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势必会对国际格局造成影响。如果双方不能就这个基本判断进行很好的沟通，误解就会不断加深。

　　过去中美习惯通过建立委员会或各种对话机制等办法来管控分歧。现在的挑战在于，两国之间的问题不在可以管控的具体问题上，而是在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双方需要进行深入交流，缩小彼此之间的认知和观念的差距。知易行难，关键在于不能放弃沟通和对话。

　　如何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还需要哪些举措？

　　增加润滑，减防震动，需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广泛领域共同努力，坚持不懈

　　袁鹏：展望未来，中美务实合作领域广泛、潜力巨大。其一，要创建两国高层定期会晤的机制性平台。毕竟，中美关系的大方向需要高层共同引领。其二，要落实两国危机管控的既有机制或成果，使网络安全、南海争端等问题全面可控，确保不冲突不对抗落到实处。其三，夯实并升级两国经贸合作的基础作用。尤其在双边投资、技术开放等领域实现突破。其四，将势头很好的两军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其五，地方和民间交流的涓涓细流应该汇聚成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滔滔江河，作为政府间交流的有益补充。其六，就全球性重大问题展开定期对话，体现中美全球伙伴的应有价值。

　　沈丁立：由于中美开展对话与磋商，双方合作渠道广开，部分分歧得到管控，因此两国关系的“润滑剂”与“抗震性”明显增加。未来推进两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也应该从两方面着手：增加润滑，减防震动。就近期而言，在经济领域，加速两国投资协定谈判，尽早启动亚太自贸区谈判，确保巴黎气候议定书达成等；在安全领域，加速确定在专属经济区海空军用飞机与舰艇交汇的安全守则，确保阿富汗稳定，确保伊朗等各方履行相关行动计划，塑造网络安全准则与技术合作方案等等。为减少猜疑，中美间需要建立更多相互通报机制，两国开展网络问题联合研讨，合作甄别并打击非法网络活动，中美还可以合作开发技术与技术标准，确保未来网络行动的踪迹无可藏身。

　　滕建群：如何真正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第一，努力构建求同存异、包容互鉴的新型政治关系。中美应当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政治差异、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以和谐相处的方式，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一个有效手段是坦诚沟通，增加对各自国情的认识和理解，化解对方猜疑。习近平主席借在中南海与奥巴马瀛台夜话的机会，向他介绍了中国的近代历史、当前的改革情况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深入的交流使奥巴马感慨“更加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第二，努力实现互利共赢、有序竞争的新型经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不仅是中美关系的基石，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只要中美双方摒弃零和思维，以更加积极的创新思维和战略眼光来审视、维护和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补充和完善中美经济分歧管控的机制和规则，联手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加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着手推动开放性亚太自贸体系的构建，发掘双边和多边合作潜力，中美经济关系的前景就会更好。

　　第三，努力发展互不为敌、共担责任的新型军事关系。在中美实力差距缩小、战略和安全分歧突出的背景下，两国更需要对军事关系加以管理，确保利益的共同面始终大于冲突面。下一步，两国应当基于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理念，在超越狭隘同盟意识的基础上，共同构建包容性的亚洲安全体系。

　　包道格：美国必须习惯将中国作为和平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必须换位思考。中美需要互相倾听。

　　卡维·钟吉塔翁：中美在推动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上的合作有示范意义。实现这种合作需要耐心和超乎寻常的努力。此外，在包括气候变化谈判和埃博拉疫情防控等全球性挑战上，中美两国都愿意携手努力。这些共同努力都应该继续，也利于解决其他战略性问题。中美解决敏感问题的互信和努力，需要坚持不懈。无论怎样，中美两国都不能回避为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而努力。更为具体地说，两国应该支持以东盟为中心构建地区安全框架，希望两国能够有力支持东盟主持的各种安全论坛。

　　皮特·鲍泰利：美中双方的合作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上更为有效的合作领域就有以下几个方面：贸易政策、中国国企改革、能源政策和研究、气候变化、产品安全、网络安全、人民币国际化和双边投资协定。美中经济科技对话应当每年举办两次，而不是现在的一年一次。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双方在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上达成协议。美中双方需要达成一项全面而长远的战略，建立有利于减少互不信任的平衡措施。

　　卡明斯基：不少中国和西方专家认为，未来中美两国对世界发挥的作用，甚至要大于七国集团或二十国集团。中国向美国伸出手，希望两国能够为世界的福祉共同努力。美国的政策应侧重合作而不是遏制。两国领导人的见面对作出决议、建立互信十分重要，这样才能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威胁和平的冲突。

　　（本报记者崔寅、张朋辉、李博雅、陈丽丹、王如君、冯雪珺、张志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