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至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美，并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这是习主席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习主席首次到访联合国总部。这将是一次特殊历史节点的特殊访问，不仅会塑造中长期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将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带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引领未来十年全球秩序的演变。

　　推动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稳定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奇迹”令全球惊叹不已。2008年以来，中国虽成功顶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也暴露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诸多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艰巨。2012年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带领下，在“一个梦想、两个百年、三个自信、四个全面、五大布局”的指引下，中国开启了经济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随着亚洲投资银行、亚太自贸区、“一带一路”等宏大发展倡议相继提出和实施，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也全面升级。在外界看来，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轮改革开放”的新的发展周期，而此次开放的“总设计师”便是习近平主席。根据历史的经验看，中国第一轮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其“秘诀”在于“改革是与开放同步进行的”，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中国开放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恰好处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初期，其历史作用不言而喻。

　　塑造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金融危机以来，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奥巴马结束了两场战争，将国家重点转移到推动经济复苏上来，外交战略的重心也相应地转移到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亚洲地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重“安全”而轻“经济”，重“对抗”而轻“合作”，重“拉帮结派”而轻“经济协商”，出现了异化，被外界视为“遏制中国”。不仅离白宫的初衷越来越远，还日益成为小国“谋私利”的工具，美国不仅没能分享多少亚洲红利，反而在日渐混乱的亚洲中把自己变成了“矛盾的焦点”，给中美关系也带来了消极影响。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进一步拉近、美国战略信心的不断弱化、中美政策冲突的不断增多、美国对中国外交新姿态的不适应性增强，美国战略界呼吁调整对华战略、要求对华示强的声音增大，战略疑虑有主导美对华政策主流民意的趋势。这种趋势与正在到来的美国大选周期重合，其后果是“对华政策大辩论”对美国下一任总统对华政策走向的相关性增强，若不能积极引导，未来的中美或偏离一直以来“携手共进”的基本航向。习主席此访不只是一次首脑外交，更是一次“公共外交”之旅。美国民众对这位自信、和蔼、睿智、富有人格魅力的大国领导人的到来充满期待。习主席此行不仅会进行政策宣示、推动政治经济合作，与奥巴马总统牢牢把握住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更会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为其“答疑解惑”，展示其特有的亲和力，把真诚和温暖送到广大美国民众心中，为中美关系及时注入“正能量”，为中长期中美关系的稳定增添“新动力”。

　　引领国际秩序“有序”发展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正经历一次“东升西降、南生北降”的权力大迁移，传统西方大国实力削弱，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架构朝着更加平等和均衡的方向演进。然而，这一轮权力变迁的背后，也有诸多暗流涌动。首先是全球化势头的削弱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一些国家抱怨自己并非国际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希望超越传统的贸易规则体系，另起炉灶，升级所谓的“贸易标准”，意图将竞争对手排除在新的贸易体系之外。其次是大国地缘斗争的回潮和结盟政治的强化。一些国家仍秉持着冷战时期的结盟思维，或通过所谓强化盟友体系以捍卫自己在地区的主导地位，或绕过联合国，发动对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裁以“谋取私利”。再次是一些国家不愿承担干涉后的治理责任，解决地区失序问题。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战争中，大国的干涉并未使地区走向和平，反而导致了新的“失序国家”及新的安全问题，文明的冲突持续发酵，“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恐怖主义猖獗，难民问题严重。最后是全球治理新领域、新问题层出不穷，相关治理机制缺失。在网络空间、太空、极地、公共卫生、跨国恐怖主义等领域，大国合作力度较弱，缺乏相应的规范。在多极化时代，塑造国际秩序的不是大国间的对抗，而是合作。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在伊核问题的解决、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应对埃博拉疫情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为其他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做出了表率。习主席此访的一大亮点是登上联合国的讲台，阐述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理念，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展示“中国力量”，相信中国积极推动国家间互联互通、“以发展促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将引领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

　　以“新型大国关系”推动“新型国际关系”

　　十八大报告里提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从中可以看到，“新型大国关系”一词虽源于中美关系，但其并非狭义地使用于中美关系。作为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别、文明形态各异的两个巨型国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充分展示大国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明互鉴”，对于中国构建与其他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是一个政策口号，它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时代大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新理念，体现了超越零和、超越对抗，合作共赢、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念。习主席将首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在联合国的“首秀”放在一起并非偶然，“两场大戏”相辅相成，对美国事访问是中国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体实践；而中国在联合国所积极推动的是构建和平发展、互利共赢、走向“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中美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试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将开启国际关系史上的“风气之先”，引领着国际关系理论朝着超越现实主义和“大国政治悲剧”的方向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