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至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期间，习主席同美国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会晤，就双方关切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达成诸多共识，取得多项成果，起到了增信释疑的作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中美关系面临新挑战凸显习主席访美的重要性

　　近期的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但也存有隐忧。面对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尽管奥巴马政府口头上表示欢迎中国的崛起，但美国精英阶层普遍有一种焦虑感，担心中国崛起会损害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方在亚信峰会上有关亚洲安全应由亚洲人自行决定的表态、倡导并筹建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的举措、一带一路的倡议等，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另起炉灶，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而与美国相抗衡，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对于中俄相互接近，美国的心理状态也是五味杂陈。面对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相对实力有所下降的美国变得颇为敏感。围绕地区主导权、海洋权益、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博弈，中美双方的战略猜忌在加深。

　　与此相对应，美国国内对华舆论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些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正在放大分贝，而对中美关系保持乐观态度的声音有所减弱，引发了人们的警惕和关注。

　　冷战后，美国精英阶层曾就对华战略进行了多次辩论。有主张对华接触交往的，有主张采取强硬围堵政策的，也有主张走“中间路线”软硬兼施的。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的焦虑感在上升，自信心在下降。华盛顿决策圈内外围绕是否将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变为“遏制”一直有所争论。自去年以来，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有了明显上升的势头，这和一些思想库重量级人物的言论直接相关。

　　2014年，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对外战略不再被动”的文章，认为发生在东亚海上的“挑衅”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不再只是回应，而是根据自己的计划行动”，这“对中国问题专家有关中国及其外交政策目标的传统看法构成重大挑战”。而曾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就职、现为乔治敦大学教授的罗伯特·萨特则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如何处理美国的中国问题：瞄准北京的弱点”一文，认为中国为控制东海和南海而采取的进逼行动已严重到需要美国认真考虑在不动武、不超出预算前提下集中对付中国的弱点和缺陷。同期类似的文章不在少数，只是由于特殊的身份和自身的影响力，坎贝尔和萨特的观点受到了更多的注意。

　　转过年来，一些政府前官员或知名学者认为过去八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然失败，没有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公开主张转变对华战略。

　　曾经在五角大楼供职多年、现任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政策研究室顾问的白邦瑞在其新书《百年马拉松》里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声称“中国鹰派”正按照秘密的“马拉松”计划稳步推进，最终目标是在2049年建国百年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而美国过去40年一直被愚弄，愚蠢地帮助中国崛起。

　　2015年3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一份题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StrategyToward China）的报告。这份报告由前美国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维尔和前美国国务院官员阿什利？泰利斯撰写。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大战略：强化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安抚周边国家、巩固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取代美国作为亚洲最重要大国的地位。未来数十年，中国将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而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处于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很高。基于上述分析，这份报告主张，美国需要“对现行政策作出重大改变，以便限制中国经济和军事扩张危及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利益”。为此，他们提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对华大战略来制衡中国的崛起，建议未来更多地依靠“施压和竞争”，而较少依靠“支持与合作”。随后，布莱克维尔又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醒醒吧美国！中国必须被遏制”的文章。鉴于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影响力及这两人都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因此这份报告备受各方关注。

　　早在今年6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Lampton）不无担忧地指出，中美关系已经处于“临界点”。他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公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

　　习主席访美，正是在重要节点的一次历史性访问。恰恰因为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美国国内在对华关系上也出现了杂音，就更加凸显了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可谓恰逢其时。尽管我们不能就此说习主席访美彻底扭转了美国对华的消极舆论氛围，但无疑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输入了正能量。显然，这是一次增信释疑的国事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