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兵学蕴含着追求制胜的宏阔韬略、卓绝智慧、恢弘气度与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映射出深邃的制胜理念与多重辩证。

　　全胜当以先胜为前提，以战胜为根基。中国兵学历来以制胜为目的。在战略层面上制胜有三法，一是战胜，二是先胜，三是全胜。战胜，就是在暴力对抗的过程中打败对手，可能以较小代价换取较大胜利，也可能杀敌三千，自损八百，战争效益不尽相同。先胜，是在战前经过充分准备营造出战略上的主动和优势，“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全胜，历来是最高超、最精妙、最罕见、最具深邃内涵与多重辩证的谋攻之法，力主伐谋而非伐兵，力求实现不战而胜。

　　《孙子兵法》提出“不战屈人”的全胜思想，其着眼点是“以谋攻敌”，衡量全胜的尺度是“兵不钝而利可全”，表现形式有“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毁人之国而非久”等。然而，对于怎样实现全胜，实现全胜的谋攻方法是什么，《孙子兵法》未作正面解答，也没给出实质性答案。与其说这是《孙子兵法》的一个缺憾，倒不如说是给后人留下一个深刻的辩证之思：历代兵家皆追求全胜，但在现实当中，实现“不战屈人”的全胜是有条件的，大都要以先胜为前提，以战胜为根基。这在实际上就揭示出战胜、先胜、全胜三种制胜方法的内在逻辑与辩证关系。

　　全胜无程式，常诉诸精妙的军事力量运用。历史上，贤良的统帅曾立下“全胜”之功，却没有固定的实现方法和程式。现实中，兵家常诉诸精妙的军事力量运用营造这种态势。春秋时期，齐相管仲辅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登临春秋霸主，是“全胜”的典型一例。春秋史上，继齐桓公之后的另外四位霸主，无不诉诸大规模战争获此殊誉。例如，晋文公重耳是以城濮之战定霸，楚庄王以邲之战定霸，吴王阖闾和其子夫差通过破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越王勾践通过笠泽之战、姑苏之战而定霸。与这四位国君相比，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经过大规模战争。战国时期，为阻止楚国伐宋，墨子派出门人帮助宋国守城，自己只身前往楚国的都城——郢，用类似今天兵棋推演的方式，当着楚王的面破解了公输盘用新发明的攻城器械编排的攻城之法，进而说服楚王放弃伐宋。这是综合运用外交和军事力量取得的一次全胜。

　　由上可见，相对和平时期一国军事力量运用的方式、方法、技巧及效益，对于塑造该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极有价值，甚至影响和决定该国的总体安全形势。军事力量运用好了，就可营造出“先为不可胜”的态势，战争风险自然渐行渐远。这无疑是实现全胜的一条阳关道。

　　施政纲领正确，治军济世有长策，是通达全胜的宏图。《孙子兵法》在提出“全胜”思想的同时，就强调要正确发挥将帅的权谋智慧。披览历史长卷不难发现，但凡圣明的统帅成就全胜的伟业，大都离不开“上智”。所以兵家尝言：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商；管仲相齐，成就桓公霸业；吴王破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与孙武有力；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霸越，范蠡、文种辅其功成。由上可见，尽得济世之才而用之，是成就宏图伟业的重要通途，也是全胜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