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伊朗与中国关系的新篇章已经开启”——在接待到访的习近平主席时，伊朗总统鲁哈尼如是说。

　　作为后制裁时代首位访问伊朗的外国国家元首，而且是在伊朗核协议规定的取消对伊经济金融制裁的“执行日”（1月16日）之前一天宣布，如同世人所预期的那样，经贸合作成为这起“重要历史事件”（伊朗总统鲁哈尼语）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双方签署协议和意向书多达17项，涵盖商业、司法、民事等领域。关于“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的框架协议成为其中头号重点，伊朗政府还专门组建跨部门委员会研究对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项目，双方提出了今后10年将双边贸易额扩大到6000亿美元的目标，同意将中伊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伊经贸合作可望自此进入新时代，中国产业在面向后制裁时代伊朗市场的商战角逐已经占据了先发优势，可望为改善伊朗人民的生活条件作出较大贡献。

　　对伊经贸合作机遇凸显

　　解除制裁对伊朗经济和贸易的利好不言而喻：伊朗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自1月16日“执行日”起解冻，可以用来进口该国人民急需的消费品和资本设备。

　　执行日当日，伊朗已宣布将按计划立即把原油出口量从制裁时期的每日110万桶提高50万桶，短期内再提高50万桶，明年将原油出口量提高到250万桶/日。按今年原油日出口增加100万桶、油价30美元/桶计算，今年伊朗原油出口一项就可增加109.5亿美元外汇收入。预计后制裁时代伊朗对欧出口的第一船原油2月份可以抵达。

　　历经多年禁运，伊朗国内许多设施、资本设备、大件耐用消费品已极度陈旧，急需全面更新。中国本已是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伊朗石油最大出口市场、伊朗第一大外国投资来源地，对伊经贸基础较好。2014年，伊朗出口888亿美元，进口520亿美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合计1408亿美元；当年中伊贸易额518.51亿美元，占伊朗外贸总额的36.8%，同比增长31.5%.中国自伊朗进口额275.06亿美元，占伊朗出口总额的31.0%；对伊朗出口额243.45亿美元，占伊朗进口总额的46.8%.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全球建筑业最大市场和海外工程承包第一大国，中国产业在后制裁时代的伊朗市场开拓空间可观。相信只要工作到位，今后10年实现双边贸易6000亿美元的目标大有希望。

　　万众瞩目的铁路、公路、港口、油气管道、核电站、成套设备、汽车等自不待言，即使在一般人所忽视的农业和相关产业领域，中国农机等各类农业生产资料、水利建设等也有不小的潜在市场。因为这个国家可耕地面积超过5200万公顷，但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综合收割机与拖拉机保有量分别只有1.3万台和36万台，其结果就是农业人口占伊朗总人口的43%，其城镇化必然伴随着农业机械化，中国农机工业在此市场大有可为。而且伊朗大部分地区干旱缺水，1800万公顷已耕面积中可灌溉耕地只有830万公顷，旱田940万公顷，中国企业在该国水利建设市场大有可为。

　　人民币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四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第七大国际储备货币，且已确定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由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经建成投入运行，中伊双边经贸有望实现人民币计价结算，从而推动伊朗建立、扩大人民币外汇储备。对于伊朗而言，在对外经贸中推广人民币计价结算，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也能够为他们防范未来可能遇到的制裁措施提供一条替代国际清算渠道。

　　不过，中国此前能够在伊朗进口总额中占据近半壁江山，客观上是沾了西方制裁的光，因为美欧对伊朗贸易制裁30余年，使得中国资本设备、消费品等许多产业在伊朗市场上长期遇不到有分量的竞争对手。但在国际社会取消对伊制裁之后，伊朗市场的竞争者就要急剧增多了，长期半被动选择“中国制造”带来的“审美疲劳”心态还会潜移默化地加强伊朗客户优先选择西方产品的倾向。这种“审美疲劳”心态甚至完全有可能导致伊朗客户在中方交易条件占优时仍然作出非理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提出新的方案，实现中伊经贸质的提升，我国不少企业就有被排挤出伊朗市场之虞。只有及时提升对伊朗经贸的质量，才能把解除对伊禁运制裁化作十足的机遇。尽管伊朗高层一再表态中国在后制裁时代仍然享有优先权，但中国企业不能寄希望于对方出于政治考虑的优惠，而必须立足于依靠自身不断增强的竞争力赢得对方最广大用户的心。

　　中伊能源贸易再布新局

　　如果说中国对伊朗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包罗万象，那么，中国从伊朗的进口构成就单一许多，石油、天然气占了绝大部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格局基本不会改变，而对伊能源贸易要放在初级产品熊市期间能源进口总体布局下开展。

　　按以美元计价的国际贸易商品价格衡量，新世纪初的最近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延续期为2002～2011年，2012年国际贸易非石油初级产品价格下跌10.0%，初级产品牛市已经结束，以2014年下半年石油价格崩盘为标志，整个国际初级产品市场步入深度熊市。从历史经验来看，整个初级产品市场行情变动周期通常是10年左右牛市与10～15年熊市交错出现。在这个将延续较长时间的熊市里，中国要做的不仅仅是作为石油天然气进口国充分发掘、利用其降价所带来的利益，还需要防止在廉价油气时期形成对进口油气、对特定油气出口国的过度依赖，并实施反周期策略取得海外高品位油气资源，为下一轮牛市（尽管很难达到本世纪初牛市的热度）做好准备。

　　除非发生剧变，在可预见的未来，沙特作为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的地位不至于根本动摇。但基于上述考虑，尽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高管2013年以来表态希望将对中国的供应翻番，尽管沙特石油部长纳伊米去年4月以来在中国政府主管部门高官和媒体面前不止一次表态，愿意满足中国100%的原油需求，尽管中沙双方都会力图利用习主席这次出访巩固沙特对华石油出口、优化贸易条件，探讨中国在沙特酝酿中的国家石油公司首次公开上市（IPO）中以合适条件参股，但扩大深化中伊油气合作至少具备同等重要的意义。

　　就当前而言，我们需要通过优先进口等方式帮助新进入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的新供应者站住脚跟，包括后制裁时代伊朗增产的石油天然气，包括解除原油出口禁令后出口的美国原油，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莫桑比克等国新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伊朗的利益重合。就在1月15日，市场传出消息，中石化购入出口开禁后的第一船美国出口原油，与高访时间虽属巧合，却也有助于市场认清中国的策略。而这一切，希望也有助于激励俄罗斯方面加快中俄天然气项目进程。

　　为改善在石油天然气贸易中的谈判地位，中国需要推进石油天然气进口来源和方式多样化。如果说小进口国无法兼顾进口规模效益和进口来源、方式多样化，那么，作为一个进口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而且还在持续快速增长的大进口国，中国完全可以兼顾进口规模效益和进口来源、方式多样化。在中长期内，任何一个大供应方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企图向中国索取过高要价而反复拿捏中国，结果都只能是“五心不定，输个干净”，使自己在这个增长最快、未来世界最大能源进口市场上自我边缘化。1973年，欧佩克国家供给了西欧能源消费的93%；由于阿拉伯国家对西方一度实施石油禁运和油价暴涨，到198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63%，欧佩克占西欧石油进口总量比例下降到了45%，来自北海、墨西哥、苏联等地区的油气取而代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延续逾15年的熊市中，欧佩克国家受到重挫，在主要能源市场上地位大幅度下降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伊经贸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是伊朗核协议得到持续的遵守执行。为此，除了施加压力迫使未来的美国总统，特别是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在上台后继续执行伊朗核协议，而不是撕毁核协议，还需要敦促海湾地区其他大国不要刺激伊朗背离核协议。特别是伊朗是否长期持续执行核协议、执行的严格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沙特是否寻求核武装。因此，中国需要保证伊朗—沙特外交冲突不至于失控，不至于形成双方竞相寻求核武装的恶性循环。习主席此次出访沙特发布的《中沙全面战略伙伴联合声明》第六条“地区和国际事务”明确声明，“双方强调，应防止各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支持根据有关国际决议，使中东地区成为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实质上意味着沙特向中国和国际社会承诺不会寻求核武器，而且主张在中东地区消除核武器，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伊贸易下的瓜达尔前景

　　福兮祸所伏，伊朗正式步入后制裁时代对中国经贸不仅意味着机遇，也会带来一些麻烦和冲击，其中之一就是很可能会影响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作为阿富汗、中亚腹地出海口的商业前景。因为瓜达尔港至上述腹地沿途正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猖獗肆虐的世界级重灾区，秩序严重失控，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根本改观；伊朗社会伊斯兰极端主义氛围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淡漠许多，社会秩序相对好很多，民族构成统一性高得多，政府控制力相对强得多，国民素质明显优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至于某些人主张以瓜达尔港作为南疆出海口，此种构想的商业前景本来就十分渺茫，而且以瓜达尔作为南疆出海口的目标本身就与巴方希望借瓜达尔港尽可能带动更多巴基斯坦内地的目标相冲突。因为根据前一个目标，瓜达尔至南疆道路应尽可能直，以缩短南疆至瓜达尔的运距；而从后一个目标出发，瓜达尔至南疆的道路应尽可能弯曲，以求带动尽可能多的巴基斯坦地区。由于在这类事情上我方一向比较迁就东道国，从巴方向中方提出将中巴经济走廊道路项目“直改弯”来看，南疆不宜对瓜达尔开发寄予过高期望。

　　同时，巴基斯坦复杂而且过高的关税壁垒，国内强大的运输业利益集团，与印度和阿富汗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所有这一切还会进一步扭曲巴基斯坦市场，抬升物流等各项成本，恶化瓜达尔港作为南疆、阿富汗、中亚出海口的商业前景。巴基斯坦国内各派为中巴经济走廊东线、西线何者优先而吵闹不休，以至于中国使馆近期都不得不公开表态敦促巴方尽快确定优先线路，以便全面启动中巴经济走廊计划，已经让人看到了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社会矛盾拖累、耽搁瓜达尔发展的风险。

　　相比之下，尽管瓜达尔港作为港口的自然禀赋可能胜于伊朗的恰赫巴哈尔，但在伊朗的后制裁时代，恰赫巴哈尔作为中亚乃至阿富汗的出海口，恐怕会比瓜达尔港发展得更好。事实上，近10余年来，由于通过巴基斯坦国土与阿富汗贸易受阻，印度就是另辟蹊径，通过恰赫巴哈尔港与阿富汗实现了贸易。

　　瓜达尔港对巴基斯坦海军确实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我们建起这座港口本身就是对友邦的犒劳，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商业价值不宜高估。而且，其商业价值主要恐怕不是为巴基斯坦、阿富汗乃至中亚、南疆腹地服务，而是作为海路转口贸易中心和发展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这样商业可行性好得多，也能最大限度避免因巴基斯坦国内政治斗争而耽搁时间，损害效率。（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