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创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前瞻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作用。军事理论创新大厦建设工程，不仅需要长期耐心的“添砖加瓦”，更要着力打造撑起门户的坚实支柱，在紧盯军事实践、加强跨界研究和塑造创新环境三个维度上下功夫。

　　要紧盯军事行动和战争实践。实践既是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活力源泉，又是检验评估理论的根本尺度。冷战后美军打的每场局部战争，都与新军事理论密切相关，海湾战争与“空地一体战”理论，科索沃战争与“精确打击”理论，阿富汗战争与“网络中心战”和“特种作战”理论，伊拉克战争与“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都成为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关系的经典案例。其成败得失，也成为美军乃至其他国家军队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世界各军事强国也从自己的军事行动实践经验中总结出了各具特色的军事理论。如俄罗斯承袭美国的原始概念后“翻新”而成的“混合战争”理论，与其在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和叙利亚开展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试验”可谓相得益彰；频繁的海外维和及“反恐”行动，则催生了德军以取消军种界限为特征的“跨军种一体化联合部队”建设理念。值得指出的是，军事运筹学、系统工程理论以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模拟仿真成为军事理论创新的新途径，成为发达国家战争实践的必要预演和必然延伸，并被世界各军事强国广泛运用。

　　要加强跨界研究。军事理论创新涉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需要广博的视野。近现代世界有代表性的军事理论创新，大都以深厚的跨学科知识为依托。例如，著名的“海权论”基于对国际关系史和地理学的深入研究，“空权论”则发端自对航空技术的敏锐洞察。军队建设方面的“系统集成”理论以深度融通系统论与信息技术为基础，“矩阵管理”理论更透彻把握了数学应用之精髓。美军军费预算管理领域出现的PPBS（后又演进为PPBE）系统模型，则得益于美军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经济学理论及企业管理履历积淀。培根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美国军事理论的创新实践，成为这句话的有力注脚。

　　要塑造创新环境。创新文化的要义在于尊重个性，倡导学术平等和自由探索，鼓励大胆提出新的设想和假说。因此，对军事理论创新工作而言，与资料、设施、经费保障等“物质环境”相比，科研氛围、政策倾向等“人文环境”的塑造更为重要。注重营造开放氛围，不设课题禁区，鼓励观点争鸣，是美国军事理论创新突飞猛进的重要保障。从论证“开战合法性”到界定“战争形态”，从指导战争进程到规划军队建设，美军注重“时效”和“实效”的军事理论层出不穷，与其官方机构和民间智库掀起的一波波“头脑风暴”密不可分。美军不仅提倡独立思考，还注重为“精英抬头”提供空间。拉姆斯菲尔德、欧文斯、哈格尔等颇具个性的军事理论人士，均得以跻身美国军政界上层、影响决策。即便是“空中制胜论之父”米切尔、提出“OODA”打击理论的博伊德这样曾有争议的人物，生前也并未被强行打断思考之路，身后更在美国军事殿堂中享有备受敬仰的一席之地。此外，美军的军事理论创新成果多以公开或半公开方式发表，并放在相关网站供自由下载。美军这样做，固然有引领和影响其他国家接受其主导的“战争规则”的用意，但更重要的是，其理论可以在开放中接受各方质疑和完善、保持创新的活力，从而催生出新的军事理论创新产品。（作者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