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从制造业主导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到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化阶段，美国在经济领域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演变，反映了美国对工业化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和调整，这些探索和调整也使美国能够整合全球资源，长期保持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美国对于自己竞争优势的调整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科学、技术与产业化应用的有效结合，使美国在电气化产业革命中崛起，形成了以制成品输出主导竞争优势的工业化模式

　　在19世纪末的电气化产业革命中，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引发的科学革命，以及发电机等重要技术发明都是在欧洲实现的，但是美国却成为了这一轮产业革命的最大赢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实现了科学、技术和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有效结合，在把科学技术革命转化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崛起。在电气化主导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电动机等重要技术发明都是在电磁学科学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一次形成了科学革命推动的技术革命，当时还不是世界科学中心的美国，把欧洲关于电磁学理论的科学革命成果，转化为具有商业化应用前景的技术发明，在科学、技术和产业化应用的有效结合中，占据了电气化产业革命的主导权。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电学研究，爱迪生建造的全球第一座商用火力发电站，西屋电机创始人乔治·威斯汀豪斯实现了交流电远程输电，尼科洛·特斯拉发明了应用交流电的感应发电机，这些基于科学理论创新的技术发明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使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实现了从蒸汽机到电力的动力转换，在率先推动电气化革命中快速崛起，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之首，1913年美国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6%，超过英、德、日工业产量的总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

　　在电气化革命中崛起的美国，确立了以制成品输出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竞争优势，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制成品输出国，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近40%，美国生产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与其他国家交换低附加值的能源原材料，在高端产业与低端产业的国际产业分工中，美国获得了最大的国际贸易利益，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优势。

　　在全球化中构建制造与服务分离的产品链分工模式，以服务输出替代制成品输出，实现了后工业化阶段的竞争优势转换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制成品输出竞争优势减弱。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随着德国、日本战后重建步伐加快，美国的制成品输出优势减弱，自1969年起，原联邦德国的制成品出口超过了美国，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1985年美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位于日本、原联邦德国之后。美国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相继退出世界市场，曾经在海外市场上居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如飞机、汽车、电讯器材、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等也面临着日本和西欧产品的激烈竞争。

　　在信息技术革命中探索制造与服务分离的产品链分工模式，重构产业竞争优势。美国当时面临的状况是，由于大部分国家工业化远未完成，工业制成品仍然是主导新的增长和竞争优势的主要领域，但是美国由于进入后工业化的高收入阶段，要素成本上升，制成品生产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失去制成品生产就意味着失去增长空间和竞争优势，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基于成本考虑，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两德等国转移，随后就在这些重要产业领域面临重大竞争挑战，表明基于产业间分工的制成品输出已不能支撑美国的竞争优势。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为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的分离确立了技术基础，使工业生产的管理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空间地点相分离，又通过全球交通和信息网络连成一体。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把握信息技术革命机遇，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以金融集聚和美元国际循环为支撑，探索形成制造与服务分离，服务环节控制制造环节的产品链分工模式，替代产业间分工模式，推动从制成品输出为主导，向服务输出为主导的竞争优势转变，构建后工业化阶段服务经济体系下的领先优势模式。比如，美国公司积极推动离岸生产，把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鞋类和电子设备的生产转移到了低成本的东亚和拉美地区，在1994年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后，包括汽车、洗衣机等产品在内的生产均转移到了墨西哥，包括苹果把生产基地设在中国苏州和深圳，惠普把全球测试中心设在重庆等。美国充分利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能力和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在全球产品链分工中整合全球资源，确立了服务经济体系下的全球竞争优势。

　　制造与服务分离的全球产品链分工，推动美国服务业快速增长，在服务业输出中确立了新的竞争优势。在全球产品链分工中，从工业企业中分离出来的生产者服务业，能够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设施为全球各地的企业提供服务。美国凭借富集的人力资本以及强大的金融、科技创新能力，为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导致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服务业贸易和服务输出优势不断提升。1947年，美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为14.1%，2009年达到最高的35.3%，2000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全球的19.7%，长期保持全球第一。美国的服务出口市场既包括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服务输出替代制成品输出，形成了美国后工业化阶段服务经济体系下的竞争优势。

　　高度重视高端制造业的战略地位。美国在向外转移制造环节的同时，将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汽车制造等关涉行业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战略性、基础性产业在本土发展。即使是在广泛外包的发展时期，其大量产品的生产仍然是在美国，例如，美国生产了占国内市场52%的电器、61%的机器、70%的运输工具和71%的家具。在2000年到2009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近三倍。然而，美国每年制造的货物价值仍达3.4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年消费的四分之三。更重要的是，美国每年出口的货物价值达1.3万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全球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2015年2月发布的《美国的先进产业》报告中，分析了包括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医疗设备和用品等行业在内的高端产业的重要地位，1980-2013年，美国高端产业产值年均增速为5.4%，远高于美国经济年均增速。高端产业每年直接创造2.7万亿美元的增加值，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

　　在智能化、网络化新产业革命中推动产业分工重构，探索网络平台主导竞争优势的新型后工业化模式

　　金融危机引发美国对全球产品链分工中形成的后工业化模式的反思。一是全球产品链分工中形成的服务型经济体系，实际上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制造业向外转移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弱化，可支配收入提升缓慢，借贷消费难以持续，依靠金融创新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断积累经济运行中的潜在债务风险，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二是承接美国制造环节转移的后发国家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制造环节转移中形成的技术能力和市场优势，吸引服务环节转移，一些跨国公司总部开始进入后发国家，服务环节对制造环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减弱；三是智能制造和个性化定制等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开始形成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在同一区域布局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意味着在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制造与服务将从空间分离走向一体化布局，全球产品链分工中形成的后工业化模式面临转型。

　　构建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模式，成为在美国探索新型后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方向。2012年11月，通用电气（GE）公司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构成了美国推进新产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互联网以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数据链驱动工业系统的智能化决策与执行，打通企业设计、制造和服务全流程，不但可以通过传感设备和大数据分析为生产提供安全性保障，提升制造业效率，更重要的是，工业互联整合纵向和横向的关联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对机器设备进行远程监测、远程控制和远程维护，确立对产业链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通用电气、思科、IBM、AT&T和英特尔五家公司于2014年宣布成立工业互联网联盟（ⅡC）。目前，联盟成员已有110家。依托工业互联网构建具有主导力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成为美国探索新型后工业化模式的重要方向，与制成品输出和服务输出不同的是，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将实现制造与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改变单纯服务经济主导的后工业化发展特征，确立基于工业互联化平台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在实体经济发展中提高可支配收入，实现美国经济再平衡。

　　聚焦新兴领域的国家层面创新战略，强化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从2013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就确立了聚焦三大技术领域优先突破的先进制造战略，包括制造业先进传感、控制和平台（ASCPM），可视化、信息化、数字化制造技术（VIDM），先进材料制造（AMM）。2016年2月，美国商务部等四部门向国会联合提交首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与《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年度报告》，由制造创新机构组成的“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集合了美国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的力量，计划未来10年打造45个基础研发机构，目前已建成3D打印、轻材料和现代金属、电力电子、集成光电子、卓越制造中心、卓越材料中心等研究所。在引领未来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的信息产业创新领域，如大数据、云技术、虚拟现实与可穿戴技术等，都是在美国最先发明与创立；目前大数据的事实标准Hadoop是由美国制定，全球最大的十家SaaS供应商都是美国公司，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成为美国构建新型网络化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支撑。（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