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上博弈及中国主要对手分析，策略运用

　　如前所述，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有相当的利益需要保护，对此，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矛盾性质确定海上博弈的策略和节奏。

　　我们在东海要保卫的是经过浴血奋战获得得并由雅尔塔体系赋予的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海权和主权利益。这既合人情又合法理。人情基于历史权利，即台湾地区及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法理即由德黑兰会议相关文件（1943年）、《开罗宣言》、（1943年）雅尔塔会议公报（1945年）、《波茨坦公报》（1945年）等一系列文件构成的日本必须无条件服从的雅尔塔体系及其赋予中国的权利。这是目前亚洲和平的法理基础。从这个视角看，目前中国在海上的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具有很强的正义性。得道多助，是中国东海斗争的天然优势；日本当前的弱势则在于它失道寡助。目前日本国内政治的一系列右翼化举动，包括议会新通过的新安保法案，既不合人情，更不合（雅尔塔）法理。

　　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理，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案例。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胜利，法国继而于19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作对，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七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其结果导致美国由此衰落。

　　因此，中国安全环境的好坏的标志不在于冲突热点的多少，而在于是否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由此观察，目前中国开创的地缘政治形势还是相当有利的，因为中国周边三分之二的地区即北部、西部和西南方向是稳定的，二分之一的地区即整个北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动。只要不出现毛泽东曾反复告诫避免的“两线作战”的困局，只要目标不是过于遥远，中国是有胜算的。这也是我们在东海敢于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

　　那么，东海的破局点何在呢？笔者认为，应当在钓鱼岛一带。因为这里的对手（日本）力量最弱、最孤立，也最反动（反雅尔塔和平体系之动）。目前国际上、特别是东亚地区几乎没有国家支持日本在钓鱼岛的主张，在此日本外交倍最受孤立。钓鱼岛距离日本本土近一千公里，离中国大陆近四百公里，根据前述海陆边际地带海权与陆权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中国大陆对东海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力，这将极大地抵消日本在该海域海权的技术优势。自菲律宾挑起南海事端以来，舆论的焦点日渐向南转移，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都会鼓动它们掌握的舆论将中国的战略重心推向对其有利的南海。中国若在南海发力，其结果是将所有的竞争对手们推聚到美日一边，而中国则将因同时应对东海的日本和南海的美国而反遭两分，这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笔者）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31]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32]毛泽东“不能两面作战”策略思想在当前海上军事斗争中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前几年日本政要曾多次宣称日本已经具备核打击能力，但朝鲜发展出核武器对日本的核力量造成了严重对冲。从捍卫雅尔塔和平体系的角度看，日本的核问题对亚洲和平更具危害性质。由此而论，目前的朝核谈判应向东北亚扩大，应将日本的核问题纳入其中，将谈判议题从“朝核问题”扩大为“东北亚核问题”。

　　我们应该借鉴“抗美援朝”模式以应对未来的东海冲突，即将其限制在非国家作战层面。当时中国援朝部队被称为“志愿军”，这为后来改善中美关系留有了余地。如果将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类斗争保持在非国家层面，就可为日本的盟国美国在中日可能出现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以及冲突后中日关系的改善留有余地。根据历史经验，美国在非核心利益上不会为日本遑论台湾地区作出什么大的牺牲。

　　与中南半岛相比，东北亚离美国从北美洲到马六甲的海运主干线和利益较远，因而对其实际利益影响并不大。因此，当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美国立即采取限制战争的措施，为此撤了不愿收缩战线的麦克阿瑟。1954年，美国与台湾地区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却不愿为后者的防御做任何牺牲。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说，为了台湾地区自身的利益而与中国大陆发生战争，是不大可能的选项。1972年尼克松总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事前最不知情的就是视美国为盟友和靠山的日本和台湾当局。以史为鉴，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未来中日间真的在东海发生冲突，很难想象美国能为日本做出多大的牺牲。类似的例子还有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是美国下的赌注最大，时间最长而理想主义最少的战争。结果又如何呢？结果还是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迅速从越南撤军并与中国和解，美国曾向南越政权做出的承诺最终沦为空谈。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对当今美国对日本的承诺多打些折扣。

　　退一步说，即便有心，今天的美国也失去了帮助日本的能力。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0%左右，自60年代开始，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趋势， 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20%，2010年继续跌至19.4%（当年中国为19.8%）[33].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为1.7%，2009年猛跌至–18.7%。[34]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产值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35].其中还有相当比例的军火生产。实体经济的产品更多是由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美元的走势依靠国际石油交易总量支撑。如果世界大宗产品交易使用美元，美元就会坚挺；反之，则疲软。目前石油仍是世界大宗产品交易中居首位的是商品，如果石油继续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美国国内的金融财阀就会拿出一部分收益资助为石油美元而战的政府决策，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控制住中东的局势，如果失败，就不能保证石油交易持续使用美元，美国政府就会因得不到金融财阀的支持而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且可能造成政府工作难以正常运转的“财政悬崖”。

　　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根本[36]，但这恰是美国的弱项，也是金融财阀所需要的弱项。惟其如此，美国政府才能对财阀的资产形成严重依赖。奥巴马总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上台之初就提出“再工业化”政策，但事实证明，该政策推行所遇到的国内压力极大，主要是来自金融财阀的压力，其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素有美国“汽车之城”的底特律政府的破产。美国实体经济疲软不振，就得继续依赖石油美元，为了维持石油美元的地位，就需要依靠持续不断的战争。而在人类历史上，依靠对外战争拉动国内生活的国家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在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下任总统面临的国内财阀要求资产保值的压力将持续上升，所以也会动用一切力量遏制中国，最近，出现了美国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以及伊朗核协议的最终达成等一系列进展，今后两年还会陆续出现美国与一些热点国家的和解，这些都是美国将力量向中国汇集的征兆。

　　理解了这些，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习主席说中国要有强大实体经济的原因。中国目前的形势比较有利，国际金融大量涌入亚投行的现象说明，美国的金融资本有流入中国的趋势，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其资产保值并在保值的同时伺机扰乱中国金融秩序、制造金融继而政治动荡。因此，中国国家战略能力应包括驾驭国际资本运作的知识和能力。革命之初，中国曾拒绝资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会了如何驾驭国内资本；亚投行成立后，国际资本纷纷涌入，这迫使中国还要学会如何驾驭国际金融资本。否则，在国际资本对世界政治仍发挥巨大作用的历史条件下，在国际资本冲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就无法应对国际金融资本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