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侨务资源大国，华侨华人遍布于世界各地，是沟通中外、传播文化的桥梁和纽带。我国“侨务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是在2011年10月召开的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的。它是指在政府主导下，涉侨机构和公众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方式与海外侨民和归侨侨眷进行交流和沟通，在影响他们的同时，又通过其中介作用，将真实而生动的中国形象以中华文化的视角向国外社会进行介绍、说明和推广，从而消除误解、增进了解或促进合作。立足于这一新兴的理论和视角，结合《风雨人生》等一手资料，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尤其是毛泽东与斯诺、黄薇等人的会见及相应的信息传播活动，可以发现，尽管当时他们心目中或许并没有公共外交或侨务公共外交这样一个专门术语和概念，但已进行了类似的外交实践，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共开展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外交活动，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周幼马认为，这一外交始于1936年7月16日，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天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等人，并向他们阐述了红军的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等问题（周幼马：《毛泽东、斯诺与“公共外交”》，《纵横》2010年第4期）。斯诺通过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有学者认为，《西行漫记》的出版正式标志着中共公共外交的开端（刘国华，周娇：《〈西行漫记〉——公共外交的典型案例》，《理论建设》2011年第1期）。刘国华等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采取媒介手段，向公众尤其是国外公众展现自己的形象，坦陈自己的主张，从而引导公众的判断，以至对别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是中国共产党一种有效的对外宣传形式。”（刘国华，张青枝：《〈西行漫记〉：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一个典范》，《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实际上，结合公共外交的几种方式来看，这一形式属于整合传播，融合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多种形式。《西行漫记》的传播成功，首先在于作者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注重事实的真实性，“不论是访问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人的谈话，还是报道中共的方针政策，或者采访具有历史价值的素材，都力求准确”（张注洪：《论〈西行漫记〉的国际影响》，《国际政治研究》1990年第3期）。除了向世界人民真实客观地介绍了延安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及其抗日主张之外，斯诺还在《西行漫记》里赋予了一种道义期望，强调，“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在亚洲恢复以前的农奴制度，也不能够在地球表面抹去亚洲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政体”（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中共早期代表性的公共外交活动除了毛泽东会见斯诺（斯诺营造国外公众舆论）之外，还有一则非常典型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例子，即毛泽东会见华侨记者黄薇，黄薇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营造有利的华侨华人及外国公众舆论，体现了侨务公共外交的鲜明特点。

　　黄薇，福建龙岩人。1932年考上明治大学。在日期间积极参加留学生的进步活动。“七七事变”后，她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毅然回到祖国。1938年4月，黄薇作为一名华侨记者，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参加武汉新闻界组织的记者团前往徐州抗战前线采访。1938年6月，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赴延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安排黄薇随团前往采访。

　　黄薇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一个联欢晚会上。毛泽东给黄薇的感觉是，这个共产党领袖非常随和亲切，深受百姓拥戴。7月下旬，毛泽东在晚上十一点多钟接见黄薇和其他两名记者。这次会谈中，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精神。他还指出，“华侨同胞身在异国，但他们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祖国的兴衰，同他们的境遇紧密相关”（黄薇、龚陶怡：《风雨人生：黄薇、龚陶怡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在后来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问起黄薇他们来延安后的感受。黄薇认为，延安虽然生活艰苦，却是个新型的社会，在这里大家上下平等，同甘共苦，每个人都显得健康活泼，轻松愉快。最后黄薇要求留在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事业。面对黄薇的请求，毛泽东建议她还是做记者更好，“当记者也是学习，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为祖国抗战做出的贡献”（《风雨人生：黄薇、龚陶怡回忆录》，第54页）。

　　虽然留在延安是黄薇由衷的心愿，但她还是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华北敌后采访的历程。黄薇先后采访了八路军著名将领聂荣臻、贺龙、萧克、左权，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模范县长吕尊周以及英勇队长毛支等人。1939年2月到8月，她以亲身见闻写成百余篇敌后通讯，先后在《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等报刊上连载。这些通讯或者报道共产党领导群众英勇抗战的事迹，或者揭露日本法西斯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等，在海外侨胞当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如黄薇写的报道《见到贺龙师长》（发表于《星洲日报》），不仅生动介绍了贺龙的生平及其全家30余人都被国民党杀害的事迹，而且还客观真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没有政治派别的华侨记者之手，将晋察冀边区这些共产党人真实而生动的形象传播到海外，比党报记者的报道力量更大，更让人信服，也更有利于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宋素红：《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93页）。

　　1941年9月，黄薇由香港来到菲律宾，她以记者的身份与当地华侨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龚陶怡编著：《黄薇纪念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4年版）。次年，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欺骗宣传，“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推出了地下抗日报纸——《华侨导报》（赵振祥等：《菲律宾华文报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组织委派黄薇负责《华侨导报》的编辑工作。黄薇和她的同事们一起，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冒着生命危险出版和发行这份报纸，一直到马尼拉光复，坚持了整整三年。为了促进中菲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华侨导报》还特意推出英文双周刊《新中国评论》。

　　《华侨导报》及时地报道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抗战形势，介绍解放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生产、推行民主改革的情况，还经常转载毛泽东等人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联合政府》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这对于澄清华侨华人和菲律宾社会当时的思想混乱、加深华侨华人（也包括当地群众）对中共的认识以及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时，菲律宾的广大民众和华侨华人，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淫威的逼迫，以致有人形容夜里听到日本宪兵的靴子声都吓得打哆嗦，可是在黄薇与《华侨导报》等的大力宣传和鼓舞之下，许多海外的优秀儿女毅然决定回国，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战争中去，成为坚定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王颖：《归侨女记者黄薇》，《海内与海外》1996年第9期）。马尼拉光复之后，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在《三年奋斗史》中对《华侨导报》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作了这样一个总结：“《华侨导报》的出版，使整个抗反同盟在宣传工作上，在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上，在同敌奸作各种斗争上，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风雨人生：黄薇、龚陶怡回忆录》，第173页）（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