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史研究成果中，时常能碰到“革命大本营”“革命中心”“革命重心”等提法，它们经常交叉互用。例如，“革命中心”一词就有多种用法和含义。1927年，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武汉中央政府已完全反动，武汉不再为革命中心而为反革命中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1939年7月，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指出：革命有三个法宝，“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起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1947年，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土地。”（《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72页）在此，“革命中心”分别表达革命区域、革命领导力量、革命重点任务等不同的含义。再如，在表述中国革命区域发展时，“革命大本营”“革命中心”“革命重心”的提法也经常互用。1926年，中央特别会议的文件指出：“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因为：A．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B．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C．不能有完备的技术机关以指挥日愈发展的群众大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8页）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直罗镇战役“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1975年，邓小平指出：“三个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以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延安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立足于一般的使用习惯和文献资料，笔者建议应尽量规范“革命大本营”“革命中心”“革命重心”提法的表述，其中：“革命大本营”指中国革命的区域发展，“革命中心”指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重心”指中国革命的重点任务。

　　第一，用“革命大本营”的提法来论述中国革命的区域发展。这种使用在文献资料中占多数。除了在瓦窑堡会议上发出“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著名论断外，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还在1936年7月的一封电报中指出：“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8页）2006年10月，胡锦涛同志也指出：“红军长征胜利，使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于西北，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25—726页）

　　第二，用“革命中心”的提法来论述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这种使用在文献资料中十分丰富，既可以指革命的领导政党，还可以指领导机构等。例如，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文件指出：广州国民政府“是现时唯一的革命中心和革命运动策源地，只有从这个地方发展国民革命的运动而后有大规模的政治上的意义和成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6页）。1927年，中共中央要求秋收起义“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1页）。毛泽东1935年12月指出：大革命时期“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可见，用“革命中心”一词论述革命领导力量，显得更贴切更全面。

　　第三，用“革命重心”的提法来论述中国革命的重点任务。“革命重心”一词在文献资料中也有多种含义，除了前文所述中国革命区域发展的含义外，还被用以表达革命领导力量等含义。如：1945年，任弼时指出：“我党经过三个阶段的锻炼，今天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总的方面相信不致重复过去的错误。”（《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页）选择用“革命重心”的提法来论述中国革命的重点任务，比较符合一般使用习惯。1978年12月，邓小平指出：“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党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伟大转折都作出类似评价。胡锦涛同志于2007年12月指出：“我们党成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一开始也把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试图走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