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在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学习期间便脱颖而出，他的思想在当时青年中很有影响。郭沫若曾指出：“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到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在36岁的短暂人生中，恽代英留下了近300万字的遗著，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哲学思想。恽代英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并从各个方面反复论证了物质必为实在，世界统一于“以太”——物质。恽代英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人的认识先有经验，后有智识，随着经验的不断丰富，人的智识也不断发展，因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的历史观包括无神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等。

　　政治思想。“五四”运动后，恽代英认识到在中国只有“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才能实现。曾成贵指出，恽代英对中国社会及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前途的认识极其深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命性，要做其他阶级的“中心与领导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他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幼稚工业资本家”，前者“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是反革命的”；后者则具有两面性，与他们合作必须保持警惕，而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中国小资产阶级虽有其革命的一面，但“是怯懦而自私的”。中共三大期间，他特别强调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确实根基如俄国前例。”可见，其革命思想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经济思想。恽代英明确主张“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他强调经济因素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国内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利益的代理人。他认为中国比俄国更落后，革命胜利后，只有务实地施行类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酌量重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至于妨害”社会主义本身。他说：中国要解决贫困问题，前提条件是要通过革命建设一个像苏俄一样的“公众而强固的政府”，才能真正“利用外资”开发富源，为人民服务。这足见其前瞻性。

　　军事思想。恽代英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杰出领导人和人民军队及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早在1922年9月，他就提出了“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1923年6月，他又提出“民主革命仍必假军队与群众之力以成功”。他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又提出：“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党军是要‘为主义’‘作战’的，不‘为主义’，或者是不能‘作战’，都同样是有负党军责任，都同样是有负于党、有负于全国瞩望我们的被压迫的劳苦工农。”他强调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是要“努力使他做成人民的军队”。他要求每个学员区队中加设一个指导员，“代替政治部做工作”，这实际上都为中共“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等原则奠定了基础。朱德曾指出：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黄埔军校这个老根上开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曾高度评价说，黄埔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文化思想。在“五四”时期，恽代英就揭示了新闻的定义，即“记事”，用“简明之笔，将已发生而社会应知晓的事实，条述之”。李良明认为，这与1943年陆定一给新闻下的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有同工异曲之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恽代英主编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和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他认为，革命报刊是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和战斗武器，具有指导、宣传和组织革命群众的巨大作用；新闻必须真实且具有可读性；必须坚持依靠群众办报办刊。在文学思想方面，恽代英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坚决反对洋八股，号召青年作家从“象牙之塔”和“亭子间”走向社会生活，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去，创造出革命的文学，达到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励人民为民族解放和自己解放而斗争，这些思想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

　　教育思想。恽代英一生的革命生涯与教育活动紧密相连。钟德涛指出，恽代英论及教育的遗著有近百篇，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平民教育到职业教育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恽代英认为：儿童教育应为“健全的公民”打好基础；中等教育应是“养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高等师范教育必须是“养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的师资教育。他的“养成健全的公民教育”的系统理念包括：“事业与职业统一”的职业教育观，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观，“以生为本”的教师观以及对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等等。

　　综上所述，恽代英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并同自己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为后人留下了博大宏富的思想著述。这是我们党早期斗争史上的重要成果和理论总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1＆ZD007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