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春同志《辽沈大地改革潮》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从1982年到1990年，李长春同志先后担任沈阳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辽宁省代省长、省长。《辽沈大地改革潮》收录了他在此期间的讲话、谈话、文章、批示、书信等共124篇，照片143幅，绝大部分内容为第一次公开发表。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堪称全面破题、探索路径的重要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拉开了全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辽沈同全国各地一样，面临着开启和推进改革的艰巨任务。在筚路蓝缕的改革实践中，辽沈大地的许多开创性探索特别是老工业基地改革，同安徽的农村改革、广东的对外开放、浙江发展非公企业、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等探索一样，为全国作出了具有示范意义的贡献，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作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市长、市委书记，最年轻的省长，李长春同志与沈阳市和辽宁省的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掀起了辽沈大地改革开放的热潮。

　　本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艰巨历程，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一个地区的探索和实践。打开本书，那段艰辛探索的峥嵘岁月跃然纸上，使人真切感受到辽沈大地改革实践的鲜明特点。

　　（一）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树立改革开放新观念，开创工作新局面。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在推进辽沈改革的实践探索中，李长春同志重视以思想的新解放开创改革的新局面，反复强调思想观念是一切工作的“总开关”。他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努力冲破传统观念的藩篱，形成了很多新观念新认识，为辽沈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本书的许多篇章清晰反映出当时思想解放的鲜明足迹。

　　比如，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李长春同志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始终不渝坚持改革开放》（1988年5月）中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等经济形态，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都是按各自规律发展的，有时交叉，有时并行。由于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基本上是并行的，所以有的同志把资本主义同商品经济混为一谈。要么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要么认为我国既然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也就可以逾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跳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是不乏其例的。我国虽然已经跳越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但却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这是我们破除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特征的产品经济，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根本依据。”“在发展商品经济中我们要从姓‘资’还是姓‘社’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代之以生产力标准的思维方式，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我国就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只有不断地发展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比如，在弄清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大锅饭”的界限问题上，李长春同志指出，“‘大锅饭’的管理体制本身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只有克服平均主义，才能有效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1983年5月）

　　比如，在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问题上，李长春同志在《加强对改革问题的研究》（1987年8月）中强调，“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逆转。”同时“改革的过程是同旧传统观念、旧习惯势力决裂的过程，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带有一定的探索性、风险性。所以，我们要始终坚持一条，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当然也不能有特大的失误，即方向性的失误”。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已经定了，早适应就早主动，越晚适应就越被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当前几个突出问题》，1986年12月）

　　这些重要的观点和论述，对于促进辽沈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坚定改革信念，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可以说，思想解放是辽沈大地开启改革实践、奏响改革强音的先导。

　　（二）打破传统体制机制束缚，探索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新路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以城市为重点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辽宁城市化程度较高，但受传统体制影响较深，出现了技术老化、产品老化、装备老化，经济效益差、竞争能力差“三老两差”的状况，迫切需要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李长春同志作为当时沈阳市主要领导，在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和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全面推进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既在思想认识上取得了新突破，又在实践中开创了新局面，肩负起了探索城市改革、为全国提供新鲜经验的重任。

　　沈阳作为老工业基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沈阳作为中心城市的经济地位和作用有所削弱。李长春同志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与沈阳广大干部一道，广泛调查研究，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努力使沈阳城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他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并加强沟通协调，为沈阳城市改革争取有力支持。1984年，国务院批准沈阳为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并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同年，国家有关部门还批准了沈阳市提出的关于把铁西工业区作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重点改造开发区的建设。沈阳城市改革因此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短短几年内，沈阳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进行了10个方面的改革探索，包括利改税改革、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完善企业内部经济承包责任制、按照经济合理和专业化协作原则改革工业组织结构、改革建筑业和基建管理体制、加快流通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集体经济、搞好科研体制改革、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广开财源搞活财政，等等。本书中《全国翻两番，沈阳怎么办》、《加快城市综合改革步伐》、《把城市改革不断引向深入》等篇目，对这些改革措施都作了全面的描述和深入的阐述，全方位展示了辽沈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艰辛探索。这些改革探索，既焕发了沈阳这一老工业基地的生机活力，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全国提供了新鲜经验。

　　（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推进企业破产等开创性改革措施。辽宁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大中型骨干企业较多，对国家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辽宁国有企业“铁饭碗”、“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问题日显突出，存在苦乐不均、“鞭打快牛”的现象，严重影响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经济发展缺少内在动力。

　　面对这种状况，李长春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多次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与干部职工共同思考打破旧体制束缚、增强企业活力的途径，探索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制经营、企业破产、拍卖转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这“包、租、股、破、转”五个字，不仅为搞活辽宁国营企业提供了体制机制动力，而且有些措施是开创性的，为全国的公有制企业改革提供了成功借鉴。

　　1985年，沈阳率先在全国进行企业破产改革试点。当时面对沈阳一些企业技术老化、产品老化、设备老化，经济效益差、竞争能力差“三老两差”，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的状况，李长春同志提出，对亏损企业不能总是用行政办法关停并转，应当引入市场机制，用市场办法破产倒闭。淘汰破产企业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实施企业破产是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企业也能破产，破产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破产、尽量减少破产。这不仅不会“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破产姓“商”不姓“资”。他的观点得到了沈阳其他领导同志的支持。经过深入调研，并经包括沈阳市人大、司法机关、各工业局、市总工会研究讨论，1985年2月，沈阳市政府颁布了《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1986年8月，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正式宣告破产，成为我国第一家实施破产的企业。198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搞活大中型企业是辽沈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李长春同志始终把搞活大中型企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辽沈先后进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劳动用工制度、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分配制度等多方面改革，提出了一厂两制、一包五改等多种举措，调动了职工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书中《搞活大中型企业要树立五个观念》、《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深化企业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等文稿，记录了当时这方面的改革思路、重大举措和明显成效。

　　（四）推动辽东半岛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开发，为振兴老工业基地发挥带动作用。辽宁有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工业基础雄厚，科研机构众多，具有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辽东半岛外向型经济，成为当时辽宁全省经济工作的“牛鼻子”。1984年，在李长春同志担任市长期间，沈阳市举办了首次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为引进和创办中外合资企业开辟了广阔的舞台。李长春同志到省政府工作后，就大力推动以大连为前沿、以沈阳为腹地的辽东半岛对外开放，并得到了中央的支持。1987年3月，李长春同志首次代表省政府向省人代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明确提出，根据中央关于“逐步开放辽东半岛”的战略部署，要在开放大连市、建设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上，加快辽东半岛与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建设的步伐。

　　此后，李长春同志等多次深入沈阳、大连、营口、丹东、锦州等地调研指导，制定政策措施，提出工作要求，确定建设项目，全力推动辽东半岛对外开放。他要求大连把中央给的优惠政策用好用活用足，坚持两个拳头往外打、技改创汇一手抓，乡镇企业和大中型企业一起上，加速大中型企业向外向型转变。他多次强调，要抓紧完善对外开放规划、改善投资环境、加快人才培养和干部培训、处理好对外开放和稳定经济的关系，形成以大连为龙头、以沈阳等中部城市群为腹地的辽东半岛对外开放格局。从本书《积极发展辽东半岛外向型经济》、《认清形势，学习先进，加快辽东半岛对外开放步伐》、《以改革推动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等篇目中，可以清晰看到当时辽宁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感受到辽东半岛开发开放的火热场面。

　　经过不懈努力，辽东半岛外向型经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新机场建设、港口建设、火车站建设、电力建设、改善通信条件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显著加强，特别是修建了被誉为“神州第一路”的沈大高速公路，大大改善了辽东半岛的交通运输条件，使沈阳、大连、营口、鞍山、辽阳五个城市连为一体，加强了沿海城市港口群的建设，形成了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鲅鱼圈出口加工区、沈阳铁西工业移地改造区为三个战略支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辽东半岛对外开放也为辽宁全省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老工业基地改造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开发的生动局面逐步形成。

　　（五）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群众排忧解难。李长春同志始终把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提高民生质量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经常深入辽沈大地的厂矿、企业、农村、学校、农贸市场等走访调研，分析形势、座谈交流，走进困难群众家中嘘寒问暖、看望劳动模范和他们的家属，同职工一起到餐厅用餐、和农民在田间地头交谈，参加青年职工的集体婚礼、给种粮大户的孩子取名字，在亲密无间的交流中，详细了解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喜怒哀乐、所思所盼。

　　根据改革不断深化，围绕如何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调动人们支持改革、投身改革的积极性，李长春同志经常就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面对面地与干部群众交流谈心，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解疑释惑，让大家看到希望，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如针对当时干部群众议论较多、意见较大的物价上涨问题，李长春同志一方面积极推动价格改革，加强价格监管，另一方面又注重把改革的力度和群众承受的程度紧密结合，认真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同时，采取措施，加强“菜篮子”工程建设，丰富市场，平抑物价，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李长春同志十分重视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他在担任沈阳市长期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一些要为群众办的实事，包括城市住宅改造、增加就业门路、改善公共交通、推进环境治理、帮扶困难职工等。这些在本书《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商业服务群众要多想点新招法》等文中都有充分体现。1983年9月，经他提议，沈阳市在全国率先设立市长公开电话，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住房难、上厕所难、就学难、洗澡难等一些具体困难。沈阳市根据人大代表提议，决策治理南运河脏乱差的痼疾。1985年8月，沈阳南运河带状公园工程基本竣工，昔日脏乱差的南运河如今清水长流、绿树成荫，道路畅通、景色秀丽，水、绿、园、路、街景五个功能融为一体，成为造福沈阳人民和子孙后代的重大民生工程。

　　（六）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的良好社会环境。辽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促进。1985年10月，李长春同志在中共沈阳市委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各级主要领导同志都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要制定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和精神文明建设责任制，今后评选先进单位，不仅要看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还要看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辽宁和沈阳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深入开展城乡基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教育，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加强先进典型宣传，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等，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本书的许多篇章，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阐述了深刻的思想观点。李长春同志还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后新一代青年学生的成长，强调要特别加强对高等学校师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高等学校的党委一定要加强对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掌握政治上思想上领导的主动权，充实专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强调要引导学生认清，“在今天继承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四化而勤奋学习、勇于改革、团结奋斗”。（《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1985年10月）他对失足青年的转变也倾注了很多心血。1990年4月，他在收到辽宁省朝阳市劳动教养院76名失足青年请他代转的为北京亚运会捐款的汇款单后，饱含深情地写了一封回信，就理想和法纪问题与这些失足青年谈心，勉励他们“扬起理想的风帆，告别灰暗的昨日，向着美好的明天迅猛前进”。

　　（七）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有力组织保障。20世纪80年代，辽沈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尤为重要。

　　李长春同志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认为，在干部新老交替过程中，中青年同志按照党和人民的安排走上领导岗位，是接老同志的班、接革命事业的班，因此一定要“立志为党的事业献身，不是做官，而是做人民的公仆，把党的事业的接力棒接下来、传下去”。（《把党的事业接力棒接下来、传下去》，1983年4月）他强调，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是要培养一支符合“四化”标准的干部人才队伍。“干部‘四化’，要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因此革命化是前提，它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党性修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选准配好企业领导班子》，1984年10月）李长春同志经常勉励辽沈干部，要始终牢记和践行党的宗旨，坚持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迎着困难上、说干就干、一干到底的拼搏精神，敢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开拓精神，不甘落后、争创一流工作的进取精神。他以身作则，经常深入基层调研，推动各级干部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从实践中汲取营养，增长智慧。李长春同志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要勇于抵制各种新的不正之风，坚决反对腐败，切实加强廉政建设，在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方面“做出样子、拿出样子”。“作为共产党人，应有远大的理想，不能把追求金钱作为目的，在思想上必须同‘金钱万能’的错误观念划清界限，增强党性，不能做金钱的奴隶，见利忘义。”（《新形势下要增强党性》，1985年5月）这些观点，本书中《建设一个廉洁、实干、高效的人民政府》、《坚决纠正新的不正之风》、《端正党风要在治本上狠下功夫》、《转变政府职能，克服官僚主义》等篇目中，都有鲜明体现。

　　20世纪80年代涌现在辽沈大地的改革热潮，令人振奋，催人奋进。《辽沈大地改革潮》一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反映了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把中央要求同地方实际紧密结合，进行创造性探索的生动实践。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改革措施有的也许只是“小菜一碟”，有的在不断发展完善，有的用新的办法取代了，如通过税制改革取代了国有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用现代企业制度取代了厂长负责制等。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当年的改革探索为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局面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其中体现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勇气，善于破解难题的改革智慧等，仍然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财富。

　　改革没有完成时。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我们坚信，经过不懈奋斗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一定会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