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8日下午3时，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驻沪代表团办事处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这一时间点，为破解斯特朗访华时间之谜提供了依据。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闻名于世，但谈话是什么时间进行的？由于毛泽东和斯特朗各自的著作中均无明确记载，因而，一些党史研究者一直在考证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一位真正的朋友”（周恩来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970年）女士诞辰130周年。斯特朗（也曾译作史特朗）因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一篇光辉文献而家喻户晓，更因谈话中提出的“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反动派，而在于人民”等一系列著名论断而博得“纸老虎女士”的雅号。

　　多年来，国内外有关机构和个人多从国际外交、新闻传播、作品译介等方面来考察斯特朗第五次访华，很少有人按照治史的原则和方法来对相关史实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考证，致使一些基本史实至今没搞清楚，甚或出现以讹传讹的不良现象。比如，斯特朗此次来访的日期在哪一天？毛-斯著名谈话又是在什么时间进行的？由于毛泽东和斯特朗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对此均无明确记载，因此，上述两问题一直困扰着党史学界。在1960年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只在文章题下把谈话时间署作“一九四六年八月”，没有署日，对斯特朗来华访问日期只字未提。修订后的1991年版《毛选》，把谈话时间改署为“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访华日期为“一九四六年六月”，未署日。嗣后，毛泽东同志的有关传记、年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等党史军史基本著作，多沿用此说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笔者体会，这里的“史”首先必须是准确的历史。在深入学习党史军史过程中，笔者在对大量原始文献加以悉心考证后发现，上述两个时间值得商榷。

　　关于斯特朗第五次来华访问的时间问题

　　重庆版《新华日报》是当年国内第一家对斯特朗第五次来华访问进行报道的媒体。1946年7月21日，该报刊载来自上海的航讯稿，文中称：斯特朗女士“在上星期到了上海，她打算周游全世界，采访新闻，以中国作环球旅行的第一站”。另有资料表明，斯特朗此次搭乘美国海军航空运输处飞机正是从上海入境的。7月21日是星期日，由此推算，斯特朗来到中国的时间，当在1946年7月14日至7月20日那一周的某一天。这一时间段，还得到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印证。同年8月9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由斯特朗撰写的时政新闻稿《延安被炸目击记》，就8月2日中午蒋介石飞机轰炸延安总部这一重大事件进行了全面、准确的揭露。在文前配发的《编者按》中有如下文字：“此次她（指斯特朗——笔者注）代表美联社、八个报纸的记者于七月中旬抵沪，于八月一日由平飞延采访。”可见，斯特朗第五次访华时间绝非“一九四六年六月”。

　　那么，斯特朗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是哪天呢？

　　1946年8月8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刊发的“新华社延安六日电”中披露：早在7月17日，《上海大陆英文晚报》记者曾就中国的和平谈判是否有望一事采访过斯特朗女士。这则史料说明：至迟在7月17日，斯特朗就已在上海。

　　另有一则史料记载：1947年4月，香港光华书屋印行了由史特朗著、孟展译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在该书正文之前的《介绍史特朗女士》一章中，记载有“在她第一次参加周恩来先生招待上海中外新闻记者会议时——正是她抵中国后第三天”等文字。因此，搞清楚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日期，无疑是解决斯特朗访华时间问题的关键所在。

　　再细查当年的《大公报》、《中央日报》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主流媒体，果然有重要发现：1946年7月21日，《群众（周刊）》以《周恩来将军谈三大问题：一、军事冲突  二、救济问题  三、昆明暗杀事件》为题，详细报道了“7月18日下午3时周恩来同志于上海寓所招待记者，到会中外记者百余人，报告日益扩大的各地冲突的情形，救济问题及对最近发生的昆明事件（指国民党特务先后于7月11日晚间枪杀民主同盟执委李公朴先生、7月15日下午枪杀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教授——笔者注）以无限的悲愤向新闻界控诉……”文末还特别注明：“周恩来的讲话，当场由章文晋同志译成英文，次日各报报道，社会反响强烈。”如7月19日，上海版《大公报》以《周恩来语犯陈立夫》为题，报道了采编自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有关7月18日下午3时周恩来在马斯南路寓所组织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情况的简短消息。

　　经查，在整个1946年的7月，除7月18日下午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外，上述各媒体再无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其它中外记者招待会的记载和报道。因此，以上几则史料已充分证明：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访问的确切时间是1946年7月15日（此日期是按斯特朗“抵中国后第三天”参加中外记者招待会倒推出来的。按照通常的理解，“抵中国后第三天”不是抵达中国的第三天，而实际上应该是第四天）。

　　关于毛-斯著名谈话的时间问题

　　笔者考证认为，目前所公认的毛-斯著名谈话时间为“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的说法，并不准确。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原有认定证据有缺陷。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修订情况》长文中，就1991年版《毛选》把毛-斯谈话时间由1960年版“1946年8月”之说第一次认定为“1946年8月6日”，所本依据有二：

　　其一是陈继馨和尹毅玲两位作者撰写的文章，题为《斯特朗的六次访华》（以下简称《陈尹文》），发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印的《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1期上。文中说“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经党中央安排，斯特朗在马海德、陆定一的陪同下拜访了毛泽东。”

　　另一个是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以下简称《斯传》）一书。书中写道：毛-斯谈话“时间原定于8月5日，因一场暴雨引起山洪，不能过河，只好推迟一天进行。8月6日上午，安娜·路易斯从观察组大院乘上一部卡车……到达杨家岭”。

　　笔者认为，上述两份材料本身存在问题：

　　《陈尹文》无一篇参考引证文献，也未见引用有关档案资料，其中单凭一句会议活动通知式的——“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经党中央安排”——文字而不提供“党中央安排”的相关文献档案为据，就写明毛-斯谈话时间，似太过简单化，实难令人信服。

　　《斯传》英文版最早于1983年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作者乃斯特朗的侄孙特雷西·B.·斯特朗和侄孙媳海琳·凯萨。对于毛-斯第一次谈话时间为“1946年8月6日”的说法，书中并未指明原始出处。尤需特别指出的是，经笔者考证发现，《斯传》对斯特朗第五次访华一些关键时间的记载，虽明确写有具体日期，但因其多与史实不合而并不足信。如斯特朗自美国抵达上海的时间，原著为“1946年7月6日”，如前所考，这一日期显然错了。甚至连斯特朗从北平飞抵延安的日期记载亦有误，原著记作“1946年7月31日”，而实为“1946年8月1日”，有当天发表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上的专门报道为证。1986年版中译本对上述有关基本史实，未能加以必要的校勘和注释。治史者如不加审慎辨识就“洋为中用”并引以为据，导致结论失真是必然的。

　　二是与斯特朗原著相关记载不相符。第一，与当日特定的气象特征不合。斯特朗在其1940年代公开出版的原著《明日中国》和《中国人征服中国》等“当时之简”中明确写道“我同毛泽东约定的第一次采访，因为当天清晨的一场大雨，导致延河暴涨而推迟。第二天，河水退了，我同一名随员乘卡车前往毛泽东住地”。尽管斯特朗在这里没有指明原计划第一次采访的具体日期，但有当天气象的实时描写，即因“一场晨雨（A Morning Shower）”而推迟至次日（The Following Day）方成行。查《谢觉哉日记》，1946年8月5日延安地区天气是“微晴  下午雨”，8月6日“晴”。显而易见，“1946年8月6日”不会是毛-斯第一次谈话时间。第二，与斯特朗当时的作息安排不合。斯特朗于8月1日中午飞抵延安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延安外事组组长杨尚昆下午即前来看望她，并与之详谈。之后，他们又一起重新布置室内摆设。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中明确写道：“在饱受上海和北平夏日里闷热恼人之苦后，一到延安，我就爱上了这儿的窑洞。头五天里，我除了睡大觉，几乎什么事也没干。”而8月6日，正好是其抵延后“头五天”的最后一天（抵延当日，即8月1日，她要会见杨尚昆，布置室内摆设，显然没包括在“头五天”里面），时年62岁的斯特朗正在休息，不可能与毛泽东见面。第三，与实际谈话次数不合。毛-斯谈话并非一次，而是两次。斯特朗在1947年第6期《美亚》月刊上发表的《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中明确提到，《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是她在1946年8月先后两次采访毛泽东后写成的，而该英文版访问记是中文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母本。因此，谈话时间当不止一个。

　　三是斯特朗遗稿中未见当日的实时访谈记录文字。斯特朗在1947年第4期《美亚》月刊上发表的《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开篇第一句就阐明她到延安主要就是直奔毛泽东而去的。查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藏斯特朗遗存全部文献，在1946年8月2日至8月6日整整5天里，斯特朗只在8月6日那一天写有1篇题为《蒋介石耍花招令马歇尔丢脸》的文稿，没有与采访活动有关的任何文字。设若毛-斯第一次谈话真的发生在8月6日，作为在新闻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女记者，对这么重要的访谈竟只字不写、片纸未留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斯特朗“头五天里，我除了睡大觉，几乎什么事也没干”的说法，同时也强有力地反证其当天根本没有去拜会毛泽东。

　　带着上述疑问和困惑，笔者在查阅大量原始英文文献和时政新闻史料后，发现：（一）《谢觉哉日记》中关于延安地区1946年8月的天气记录，除17日、26日、29日等3天无记载外，在其余28天中唯有8月20日为“晨雨”，且日记中对其当天上午活动情况只字未提、唯记有“下午赴交际处宴蒙古参观团”事项。笔者推测，延安那场夏日山区“晨雨”估计确实太大太猛烈，使人难以出门办事或上班。（二）斯特朗遗稿中，在8月21日共有4篇文献，其中《毛泽东号召誓死保卫边区》、《中共准备为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奉陪到底》、《苏美开战之谈纯属烟幕……毛泽东如是说》等3篇文献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在内容上的关联度非常高，而在谢觉哉无天气记录的那3天之次日（即18日、27日、30日），均无一篇文稿。据此，可以充分地推定毛-斯第一次谈话时间是“1946年8月21日”。（三）关于毛-斯第二次谈话，斯特朗在《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的说明文字中专门指出，他们在谈话过程中涉及美国将大量的战后剩余物资以原成本价四分之一的超低价格让售蒋介石一事；在《明日中国》、《中国人征服中国》等著作中，有多处记载表明正是毛泽东本人告诉她美国政府已把价值20亿美元的剩余战争物资售与蒋介石，时间就在美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交易合约已经两国政府正式签立的那一天。经查，美蒋公开发表此项联合声明的时间是1946年8月31日下午4时，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即播发了该联合声明。《新华日报》也以“本报上海三十一日专电”的形式发回新闻电讯稿。按惯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当天下午6时至7时的时事新闻报道节目中播发了这一爆炸性新闻。因此，可推知毛-斯第二次谈话的时间是“1946年8月31日”。上述结论，笔者在辗转联系上《斯传》原著作者特雷西·B.·斯特朗教授后，已获得他的首肯。（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