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报纸发表赞扬李佳白的文章（邦佐 图）

近代美国在华传教士、尚贤堂及其报刊创办人李佳白博士（邦佐 图）

　　美国人李佳白博士（Gilbert Reid，1857-1927），于清末民初与中国政界、学界、商界交游颇广。他在中国知名度极高，被包括《辞海》在内的几十部辞书收录。胡素萍的博士论文《李佳白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让我们知道李佳白虽然有失误，但是他一生的主流，是一直深爱着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一百年前就对日本侵华野心进行了揭露。

　　揭露日本文化崇拜武力、轻视仁义的倾向和日本企图霸占他国领土的野心

　　1914年日本军队进攻青岛时，站在中国立场上的李佳白，在9月17日《大陆报》上发表《上日本内阁总理大偎伯书》，义正词严地警告他，“立命国人停止围攻青岛之计划，并使贵国恪循天理，毋徒从人欲，当以公平、辑睦之道待中、德及世界各国”，对日本文化崇拜武力、轻视仁义的倾向和企图霸占他国领土的野心揭露无遗。当时的报纸发表赞扬李佳白的文章，指出：善夫李佳白博士之喻日本，曰“含食满口，气塞而死”，曰“今日之狂吞，适以成他日之噎症。”

　　本来，李佳白是赞赏日本的，说“日本未维新之先，读中国之诗书，习中国之文字，人才寥若晨星。既维新之后，四十年来，日本政府，改用西学，设立各级学校，罗真才，备国用”，培养出来的学生“皆系明体达用、奋发有为之士”。他期盼的是，日本维新成亚洲强国后，应该承担维护各国在远东共同利益的责任，也应该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但是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尤其1914年日本强占青岛战役后，他抛弃了对日本的希望，在各大报章揭露日本对华的野心。

　　李佳白发表致日相大偎伯的信函之后，在《尚贤堂纪事》，而后在更为著名的《东方杂志》1915年第3号连续发表《论日本对于东亚之大志》、《中国之以日抵日策》、《中国之防御外患策（译公论西报）》三篇文章，揭露日本企图控制中国乃至东亚的企图。他认为，日本攻占青岛是最初目标，其背后的企图是“所欲得之权利，不专在山东，而在各省。”“不在垄断中外通商及经济借款之利益，而在握中国之政权兵权。”“欲使各国权利之最高级，让归日有。”“凡在东亚之大小各国，尽推日本为最大能力之国而奉之为领首。”

　　提醒中国，外患必发于日本，日本“以囊括东亚为最后之策略”，中国对日本应有严密的防范措施

　　李佳白提醒中国，外患必发于日本，为此中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中国四围，去日本即海，去海即法，去法即英，去英即俄，去俄即日本，四面受敌，撤尽屏藩，钢轨云连，火轮电掣，中华自此多事矣。”其危险程度，中国是“以一羊而处于群虎之间”，“要之，今日之中国，国势之危险疲弱，早已至于情见势绌、莫可掩护之境。”

　　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日本“以囊括东亚为最后之策略”。因此，应对日本有严密的防范措施：

　　一是以日抵日，充分利用日国内政、商、学各界的反对力量，胁迫日政府放弃既定方针。他分析说：“盖日本政界中，其不愿使侵略之政策，而致中国于难者，实居多数也”，商界担心“政府以强横手段对待中国，致引起排日之恶情”，会影响对华商业利益，所以“对于通商主义也恒重”，“侵略主义则恒轻”。宗教界及和平人士则“所抱之宗旨，不第欲以兄弟之谊待中国”，这些人的思想及言论，“皆与武力派之旨趣不同”，是“中国所乐得取可以为利用者”。

　　二是“以外御外”，“既可假日人之力以抵御日本，自更可假欧美各国之力以抵御日本”，中国以共同的利害关系，利用欧美各国共同抵制日本的扩张。日本的侵略策略“实不仅为中国所患，要亦为欧美各国患”。李佳白得出结论：“中国不第应备手续以为欧洲议和时提出之计，且仍可望各国了悟破坏均势之为害，保护均势之有益，以至诚之志合保中国之主权。并鉴于欧战之前车，群愿保欧亚之和平。以公理不以武力，如是则中国亦不必消耗巨费，扩张海陆军以谋有战胜他国之一日，尽可于公理相待之下，尽力以图国运之昌明。”

　　三是中国应“善为预备”，“善用其外交之手腕”。中国外交人员“务须操以精细之心思，出以远到之眼光，运以灵敏之手腕，知之确，办之明，表而出之，靡不清晰。”政府聘用外交顾问应小心谨慎，“须择其人为中立，心无偏蔽，不第具法律之智识，且洞悉中外之情势者，方可奉以为咨询之人。”运用灵活多样的外交方式，以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能播其议论于各国，而更选聘中国之人才，使其时向各国之社会发表意见。”

　　站在中国立场，维护中国利益，提出中国自救自强之策略

　　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李佳白主张“他力不足恃”，中国人应该自救，“中国一日不底于亡，即一日在可救之列。毋以垂绝而坐待其毙，当于临危而力救其生。”自救首要的是提高国力，包括四项：一，兴农政以靖奸宄；二，设口岸以固险要；三，开铁路以宏规模；四，兴矿务以收利权。他还提出，要改变中国现状，应采取四项措施：一曰养民有要；二曰教民知本；三曰和睦有序；四曰武备亟讲。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还要做到三点：一，改变民族性。“使脱离死气而作生气，务撤悲观而易乐观”，“国民之心理固不必以武力欠缺，故而惭忸，尤不必以武力欠缺故而自馁。” 二，消除劣根性。李佳白认为“包羞讳饰”是中国人的劣根性，“面子文化”极为普遍，“故淬历之精神，卒颓唐而莫由激发，军事然，外交然，即种种之政务事业亦莫不然。”“是毅力之不可少，而虚骄之所在，必祛也。” 三，坚持公理。李佳白主张中国应该坚持以国际公理对待各国。

　　李佳白“拯世为怀，爱华尤切”。他不无深情地说：“吾人对于中国具天然之友爱，固切望其刻意自强，奠定内忧，消弭外患，永为东亚之强国者。”他在1923年7月19日《国际公报》上发表的《庆祝中华》一文中说：挚爱中国乃是希望中国获得和平，“促进中国之和平”。在《和好要言·自序》里，他说：“比年以来，朝廷与各国讲信修好，睦谊益敦。而反观在下者，则尚未能屏除成见，无诈无虞。窃恐始则因意气而互相诟病，继则以诟病而生妒恨，终则以妒恨而遂起间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息，将成江河。其几至微，其害至大。佳白心焉忧之，思有以维持调护于其间，因不揣固陋，自去年秋间起，每两礼拜演讲一次，以和好为题……”李佳白认为，“天下唯和平二字可以永久存在。争斗之事不过一时之冲动，其最后之结果，仍必归于和平。”他希望“中国士大夫之深明时事者，与外人推诚布公，不存歧视，屏抵拒之策而为调处之方。将见遐迩一体，中外幸福。”中国在“四面受敌，撤尽屏藩”的情形下，应消除排外心理，“与外人推诚布公，不存歧视，屏抵拒之策而为调处之方。”（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