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那一幕，至今令人感动。

　　1944年10月，汾河冰滩上，一匹驮着书籍和仪器的骡子意外滑倒落水。当时行军急迫，哪还顾得上骡子？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与饲养员一起，只好抱着书追赶部队。

　　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陈康白。当时，中共中央安排他到基层锻炼，参加由王震所部三五九旅主力组成的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征南下，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熟悉党史军史的人知道，我党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始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决策。当时我们这支队伍工农干部居多，一些知识分子读了点马列的书又不善于结合实际，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专门对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加以鞭挞。

　　很快，阅读马列经典热了起来。那时马列著作较少，大家相互传阅，常常第一个看完第二个看，第二个看完又送第三个看。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的郑校先后来回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书很难读懂，要逐字逐句很费力地研读、理解，每小时只能读5页左右，等于是硬啃下来的。”

　　1942年12月，毛泽东提议设立中央书记处图书室，任务是“征集时事材料，供政治局委员讨论政治问题的参考”。毛泽东本人带头捐了不少书，至今保存在中宣部图书馆，其中有赫胥黎的《天演论》、杜威的《哲学之改造》、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还有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等。

　　那时候，经毛泽东大力倡导，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学习也热了起来，范文澜等人分别写出中国近代政治、中国近代经济、中国近代哲学、中国近代文学等专题史。朱德组织中央军委高级参谋室编写了《中国军阀战争史》，同时还编写了滇军、陕军、晋军和桂军战史。为什么编这些书？朱德一语道破天机：只有认清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认清新军阀的本质和下场。

　　延安时期，对自然科学同样高度重视。1940年9月，在50多个窑洞、30余间平房的办学条件下，由100余位师生员工组成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办起来。我们党的目的是要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马兰草造纸、新方法制盐、发现南泥湾，成为当时自然科学院为边区经济建设作出的三大贡献。

　　今天，回望延安当年读书热，让人深为感慨。那时候书少，借书也要读。今天，书籍品种多了，可供选择的余地大了，一些人反而不珍惜了。

　　遥想当年，冰滩上，追赶部队也要抱着书；山坳里，靠大家捐书也要设立图书室；窑洞里，条件简陋也要开办自然科学院。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

　　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是一种兴趣；对学问家而言，读书是一种职业习惯。对革命者而言，读书是改造思想，是塑造灵魂，是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同时还是一种历史责任。

　　当年，革命前辈通过读书而明天下大势，铸牢革命信念；通过读书而解决现实困惑，坚定道路自信；通过读书而涵养军人血性，永葆党员本色。今天，作为军人的我们，又该怎样向前辈们学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