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如同滚滚黄河激流中耸立的那“中流砥柱”，在国内外凶险复杂的局势中，始终保持清醒的战略定力，在不同时期适时提出不同的战略目标，极有成效地唤醒和组织了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建立广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力地促进和支持了正面战场的抗战，使抗战成为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第一次胜利地反抗外国侵略的全民族战争。

　　在华北，国民党军队经过一定抵抗后大踏步后撤之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迎着日军侵略者的铁蹄插入山西敌后，先后开辟晋察冀、晋绥、晋东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全国抗战中的一个“特殊局面”。

　　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就是这“中流砥柱”群体中的重要领导者，为华北抗战“特殊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奠定华北抗战的群众基础

　　如何对付在军事和物资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山西这块四面环山、号称“华北脊梁”的地区。用任弼时的话说，“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为此，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派刘少奇同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名义前往平津，恢复和领导华北党组织，贯彻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准备。

　　1936年3月初，刘少奇到达天津。他以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适应民族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在华北率先取消“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指示中共北平市委改变同国民党当局对立的政治态度，指导北平学联发表《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取得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官兵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巩固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影响全国逐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刘少奇还以陶尚行、莫文华和K·V等笔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刊物上大力宣传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对有些质疑进行释疑解惑。经过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工作，他成功地指导北方局实现了遵义会议后党在白区工作的转变，使北方局党组织在抗战爆发前即发展到五千余人，并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些党员和进步青年像种子一样，组织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等，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乃至全国迅速活跃起来。

　　就是这些组织力量，在卢沟桥事变后响应北方局的号召，从平津撤退，“脱下长衫到农村去”，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从而奠定了八路军发展壮大的坚实群众基础。

　　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进行抗日准备工作不仅要广泛发动群众，还要准备相当数量的领导骨干做中坚力量。刘少奇在得知国民党北平监狱中还关押着相当一批党的骨干力量之后，就同北方局组织一起商量如何把这批骨干力量营救出来，以免在日军进犯后被杀害。经请示中央批准后通过一系列内线工作，把这一批同志陆续营救了出来，并派往华北各地乃至全国，极大地加强了党在华北各地的领导力量。

　　由于这一特殊决策的影响，在山西，实际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的“特殊统一战线”，成为形成华北抗战“特殊局面”的重要条件。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国共两党通过派出一定人员进行不定期的会商来进行的，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合作纲领。而在山西除了这一形式外，还形成两种具有一定组织形式和合作纲领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一种是由于八路军力量的强大，由中国共产党推动，在晋北、晋西北战区成立的由八路军、山西政府人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另一种是“带着阎锡山的帽子”，由阎锡山担任名义会长的“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山西抗战开始后，由薄一波向阎锡山建议、刘少奇积极支持而成立的“抗日决死队”（简称决死队）。这两个组织名义上都由阎锡山领导，实际工作则由薄一波、杨献珍为首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开展。太原失守后，还由薄一波等共产党员起草、阎锡山政府公布了《山西抗日救国纲领》，实际成为一种类似大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党具有共同组织形式、共同纲领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然而，与大革命统一战线失败不同的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始终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了主动权，而成为华北抗战中“成功的一着”。刘少奇亲自起草《山西农民会章程》，以牺盟会的名义发布，用阎锡山可以接受的语言，装上实际能够武装训练群众的内容。特别是他积极支持薄一波组建的新军决死队，名义上是阎锡山领导的队伍，实际成为由中共党员通过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的原则掌握着相当权力的特殊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它分布在晋西、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等地，陆续扩充为四个纵队，五万余人，在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坚决主张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刘少奇正在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在得知事变消息后，他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起共同起草了《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央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等一系列电报。随后他便迅速返回华北，于7月下旬在太原前线重新组建北方局领导机构并任北方局书记，开始按照中央决定的方针部署各项工作，特别是“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8月底，八路军出师华北。9月21日下午，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八路军将领也同时到达太原。周恩来则作为同阎锡山方面联络的中共中央代表已于9月5日到达太原。一时将星云集。

　　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的北方局同八路军总部各位将领及中央代表周恩来，在太原成成中学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战争形势和八路军的行动、发动群众、扩大八路军以及如何保卫山西太原等问题。

　　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日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军的主要斗争方式，“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对于保卫太原的问题，他认为由于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太原是保不住的，中心应是发动群众，党员干部应脱下长衫去农村组织游击队。与会的一些八路军将领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华北不至于全部沦陷，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顽强的正规战，可能抵挡住日军前进。因此，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侧后不大的地方进行，强调以运动战保卫太原。

　　刘少奇在对理论和形势问题的分析上是一个有独立见解且原则性极强的人，参加革命近二十年来，他在这些问题上没少同中央和许多同志争论过，由此他常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他认为争论清楚问题对革命发展有利，尤其是事关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原则问题，是有关党和军队乃至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他同持上述意见的同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从下午两点一直进行到深夜两点，开了整整十二个小时，仍然没有能够完全统一思想。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密切关注着前方局势，他连续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经过一番争论，刘少奇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原则初步考虑成熟。10月16日，他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科学论证了游击战争将成为当前华北人民反对日军的最有效的主要斗争方式。

　　他分析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和胜利的可能，分析日军在华北作战的优点和弱点：“如果在华北能广大的发展游击战争，能遵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与正确的政策，那末敌人愈加深入中国内地，他的后方联络就愈加困难，延长数千里的铁路公路交通，到处都有游击队去破坏和截断，就要逼使敌人用极大的兵力来保护交通联络线，就可围困深入内地的敌人，便利主力去消灭这部分敌人，收复被敌人占驻的一些地区。”“在华北数十万正规军不能战胜少数的敌人，但华北数十万游击队是能战胜多数敌人的，华北的反日游击战争是有着光明前途的。”他还敏锐地意识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及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坚持。在华北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区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

　　刘少奇这本在中共党内最早系统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著作，一经发表，就迅速被印成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共和八路军举办的各种培训班的教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一时期，刘少奇的工作异常繁忙。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调集北方局的精兵强将，迅速前往晋东北、晋西、晋东南等地。他当时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派赴华北根据地的干部到北方局来接头、开会、谈话的很多。刘少奇同志和一些干部谈话，一谈就是一晚上。”尤其是太原失守后，他更以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开始了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阶段。

　　他不失时机地为北方局起草《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针对中国政府权力在敌后地区出现暂时断裂，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的局面，指出：“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推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改造。”

　　他同周恩来、朱瑞、彭雪枫和薄一波等一起研究，推动阎锡山根据山西的地形把山西全省划分为七个游击行政区域，每个中心区派牺盟会的政治主任一人，管辖四五个县，指导和联络各县加强战争动员工作。并以牺盟会干部去动员新兵，武装民众。与此相应，他们又划分了中共方面的军区与军分区，委任各区军事负责人来系统地计划与布置这些区域的工作。

　　在晋西北，刘少奇指示由第一二〇师政治部作省委，并交给他们一批干部，利用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一二〇师地方工作团和当地党组织率先开始进行了改造政权的工作，有些共产党员担任了县长，开始了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对毛泽东非常重视的晋察冀三角地区，刘少奇派出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李葆华率相当数量的干部奔赴那里，成立冀察晋临时省委，以八路军政治部及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共同名义，动员同蒲路东和正太路北的各县民众，发展游击战争。太原失守后，他又从临汾加派黄敬率一批干部赶赴晋察冀地区，成立与各个军分区领导范围相适应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1938年1月11日，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阜平成立。这在全国是一个首创，鼓舞沦陷区人民与日军展开斗争，成为插在日本占领区的一把尖刀，成为晋察冀边区一千多万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

　　在晋中、晋南地区，刘少奇指示中共山西省委，主要利用阎锡山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动员组织群众。他同时加强山西省委的领导力量，派出他的秘书林枫担任山西省工委副书记，并调派许多从平津撤退到太原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干部，深入各县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与自卫军。

　　对于晋东南地区，刘少奇派出彭真组织军政委员会，加强中共对晋东南地区的领导。他请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及第一二九师同薄一波率领的决死第一、第四纵队加强联络，通力合作，“把发动群众，巩固政权，扩大武装作为工作的中心”。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以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彭雪枫，则在临汾开办了许多一星期就结业的训练班，训练结束后立即分派到各地去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尤其是开办了培养游击战争骨干的八路军“学兵队”，先后培训了七八百人，为晋南各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组织基础。

　　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实践中，作为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有理论准备与没有理论准备，这两者之间的效果大不相同。由于有明晰的理论作指导，刘少奇能够把毛泽东提出的宏观的战略原则创造性地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方法、步骤，使华北尤其是山西各地的党组织，“在领导上、计划上、原则上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八路军神出鬼没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战场服务，为八路军的迅速发展壮大提供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证。

　　到1938年2月，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基本建立，并先后粉碎日军大规模的多路围攻，初步发挥了牵制敌人、支持正面战场的重大作用。毛泽东提出的“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的目标，经过刘少奇等北方局和八路军将士们的辛勤努力，完全实现了！抗击日军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烈火随之在整个华北发展燃烧，成为支持中国八年抗战胜利的“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