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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共产党校长,执掌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国执行中央指示进行院系大调整的背景下,制止清华图书馆被分拆。
那是1952年底,蒋南翔授清华大学“帅印”。此时的清华,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梅贻琦1948年12月离开之后,清华校长一职空缺4年,不期而至的院系大调整,更是令清华元气大伤。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均被调走,唯一剩下的工学院,被要求按照苏联的模式划分专业,以适应高速培养工业和科技人才的需要。
多年后,很多清华校友对此的评价是,那时的清华,真正面临从享有世界名校声誉的巅峰上跌落、继而办成一般性技术大学的危局。
对于母校被“肢解”,蒋南翔一度流下眼泪。他曾表示:清华怎么会同意把理学院分出去呢?这对清华来说,无异于“大泻肚子”,“伤筋动骨”办工学院,理学院是绝对不少的。如果自己早到半年,就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因此,当有人提出,作为一所工科学校,清华图书馆已没有必要再保存文法图书和古籍,应该把这部分收藏分给北大时,蒋南翔坚决制止。
他说:“大学是文化中心,它的图书馆藏书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各界服务并对外开放,拆散馆藏,会损伤文化。”
因为蒋南翔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又红又专”,大概从这句话起,就显露端倪。
身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蒋南翔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共地下党,写出传世名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多年辗转白区和延安的经历,蒋南翔怀有对党的绝对忠诚,“坚决贯彻党的方针”,要把清华改造成一所多科性的工业院校,使之成为新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但是,对教育,这位老革命,又真的懂行——否则,他怎能一语道出高校图书馆的文化之义?
为了把“旧清华”改造成“新清华”,蒋南翔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高校“政治辅导员”制度。为了达到“又红又专”的目标,蒋南翔形象地比喻学校要建立四个“代表队”:政治辅导员是政治代表队;业务学习尖子是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运动员是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是文艺代表队。
围绕这个目标,他在清华开展系统性的工作。他主张“两种人会师”。哪两种人?掌握较多业务知识但思想觉悟有待提高的老教师,向往革命但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的年轻党团员教师。这两种人,都要成为“又红又专”的教师。为此,蒋南翔亲自介绍老教师代表刘仙洲入党,还专门写了文章《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此后,张光斗、张维、梁思成等教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蒋南翔另一项塑造清华独特风貌的举措,就是由他提出并大力推行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他始终强调“又红又专”,他说“只红不专”或“只专不红”都不行,“原子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搞的嘛,没有这样的志气怎么能行呢!而如果只专,他不愿意为祖国服务,而到国外去享受豪华的生活怎么能行呢?”
他讲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光想自己不想国家,学习再好,技术水平再高,正当中华民族处在被人凌辱的时候,袖手旁观跑了,要这样的人干什么?”
他的“又红又专”,为清华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从蒋南翔始,一批批清华学生,带着鲜明的“又红又专”烙印,走向国家建设事业的四面八方。尽管蒋南翔从1966年就离开清华大学的领导岗位,而且去世已近30年,但不少人都认为,今日之清华大学,仍然是蒋南翔的清华。如今的人们,也可用淡然的心态回答当时清华人的惆怅:“清华,还是一流的。”
1985年,蒋南翔在最后一篇关于教育的论著《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中说,中国长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
人这一生,总要走向终点,总会有最后一篇论著,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解答。
而有的人,他的问题,他的解答,十年,几十年,乃至百年,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