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70多年前，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神州大地，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抗争，奔赴抗日前线，抵御日寇入侵。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15年的艰难岁月里，中华民族用钢铁与烈火的交迸，铸就坚强不屈的脊梁，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包括藏族在内的全国各民族兄弟纷纷投入这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天宝，是一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藏族老红军，是第一批藏族党员。他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主席、党委书记，他的常用名“天宝”是毛主席起的。

　　天宝，男，原名木尔加·桑吉悦希，藏族，1917年2月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觉坝乡。天宝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家里生活贫困，大弟长期流落他乡以乞讨为生，二弟被人拐卖到牧区。天宝8岁被送到寺庙当童僧，每天除了学念经、学藏文，就是清扫庭院、背水、打柴，常因饥饿偷跑回家。1935年6月，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陆续经过天宝的家乡，并在阿坝建立红色政权。“红军来了变了天，藏彝羌人民把身翻。”歌唱红军的歌声响彻阿坝草原。18岁的天宝甩掉身上的袈裟，毅然参加工农红军四方面军，任觉坝乡少先队副队长、指导员，金川格勒得沙政府青年部部长。他向农牧民宣传红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扩大红军队伍。为了保证大部队顺利行军，天宝所在部队中的藏、羌战士组成一支少数民族武装——番族人民自卫军，天宝被任命为党代表，随主力部队行动，担负特殊任务。红军离开阿坝后，天宝在红四方面军总部担任翻译和向导，不久便入了党，成为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党员。天宝的任务是向后续部队传达总部的命令，应该从哪里走，不能从哪里走。部队缺粮时，只能挖野菜，但水草地的许多野菜有毒，不能吃。天宝拿着采集好的标本到各部队，告诉大家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部队在百丈关一带打了一场恶仗，这是天宝参加红军以来经历的第一次大战。他在总部，虽然没直接参加战斗，但战斗的场面让他惊心动魄，可以说经受了一次战火的洗礼。不久，上级调天宝到丹巴县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天宝的一个任务是翻译，向藏胞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和抗日救国的方针。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学过说过的话，大部分都能记住，并动员更多的藏族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为红军筹集粮食，坚决反对对红色政权进行破坏和捣乱的一些土司头人的言行，保卫了根据地。1936年，三路红军胜利会师，天宝也汇入红军的洪流之中。

　　党十分重视培养藏族干部，天宝就是作为将来为处理西藏事务而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之一。早在延安时期，有一所保育院相当出名，主要收养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不过，当年流行一种说法：延安的保育院不止一所，实际上有两所保育院。除了现在人们熟知的那所保育院，还有一所人们不熟悉的“保育院”，那就是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以及后来的延安民族学院。这是为将来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培养和储备少数民族干部。

　　中央党校将少数民族学员单独编为一个班，序列为第7班。天宝于1936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就进了四方面军党校学习。1936年底，四方面军党校并入中央党校，天宝便成为中央党校学员。成立少数民族班，他便进了民族班。民族班有20多名少数民族学员：藏族的天宝、扎喜旺徐、协饶顿珠（杨东生）、孟特尔、罗德干、沙纳，彝族的王海民、阿尔木呷、陈占英、瓦渣木基、潘占云，羌族的苏新，苗族的石邦智，土家族的彭祖贵等。他们中的大部分经过长征，还有少数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大多数文化程度低，不少人连汉话也说不好。学校专门给他们开小灶，找文化高的学员辅导他们。天宝被任命为民族班的班长，兼学员党支部书记和学校党总支委员。民族班的班主任廖志高，建国后担任过西康省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中央党校的领导都是老一辈革命家，校长是李维汉，负责党校日常工作的是董必武、成仿吾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到中央党校为学员讲课，每周至少有一位中央领导来作报告。天宝的名字，就是在中央党校民族班时由毛主席给起的。

　　有一次毛主席讲课，讲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讲了统一战线，由浅入深，风趣生动，天宝听得入神。毛主席讲完课后，学员自动列队欢送，天宝也站在大门口。毛主席经过他们队伍前停住脚步，仔细询问每个少数民族学员的情况。当问到天宝时，校领导介绍，他是少数民族班的班长。毛主席说：“当官了，还带了长，不得了哇！”主席又问：“叫什么名字？什么民族？”天宝说：“叫桑吉悦希，是藏族，四川阿坝人。”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讲究？”天宝说：“桑吉是佛爷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这是活佛给我起的名字。”毛主席听后不住点头说：“不得了哇，又是佛爷，又是宝贝。”随之转向大家说，你们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贝，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担负起国家的大任。毛主席对天宝说：“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天宝吧！”在场的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自那以后，桑吉悦希这个名字就没人叫了，天宝这个名字被深深地映进中国革命的史册。

　　天宝从1936年在陕北进入红四方面军党校，到1945年离开延安，将近10年的时间内，党组织给他安排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1938年，天宝被派往新疆。当时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军阀盛世才有统战关系，从延安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天宝到新疆的任务仍然是学习。他被任命为新兵营的学生队长，主要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同时学习俄语。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物质都是从新疆送往内地，急需俄语人才。1939年底，天宝被调回延安，在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西北工委是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第一个专门负责分管民族工作的机构。抗战期间，日军在我国各个民族之间挑拨分化，鼓动民族分裂，企图实现其“以华制华”目的。中共中央设立西北工委，就是主持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对日军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天宝在西北工委除了从事民族工作，重要的任务还是学习。李维汉回忆：在西北工委还集中了天宝、扎喜旺徐、孟特尔、沙纳等一些藏族青年骨干分子，由何承华等给他们补习汉族的古文和现代语言。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为了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中共中央于1941年7月将中央党校民族班、陕北公学民族部，以及抗大、女大的少数民族学员集中起来，在延安大砭湾成立延安民族学院，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天宝被组织选送到延安民族学院深造。在延安民族学院，天宝是学生中的骨干，除了学习，还承担不少社会工作。他担任过学生会主席、西南民族区区队长、陕甘边区民委委员、民族学院二班班长、支部书记、校总支委员。延安民族学院汇聚了藏、蒙、回、苗、彝、满、汉等民族的优秀青年，共300多人。天宝、扎喜旺徐、沙纳、孟特尔、袁效则、罗德干、王寿才等都是藏族学员。学院成立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政治、经济、历史及社会风俗的藏族研究室、蒙古族研究室和回族研究室，研究民族情况、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问题等，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在课程设置上，还开设藏文、蒙文等少数民族语言课程。在院、处下设研究室，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在生活上，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学员格外关照。延安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民族学院的学员仍受到特殊优待，每人每月多发10斤白面，每人每年加发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每逢民族节日，还按照民族风俗习惯庆祝、会餐。延安民族学院的学制分三期，每期两年，共六年毕业。根据革命工作需要，也可以灵活掌握，提前毕业。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延安民族学院的学制也够长了，相当于本科、硕士连读。何况是在那样艰苦的战争时期，后方物资紧缺，前方军情紧迫，后方需要大力精简人员，在精兵简政中，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简精人员近35%；前方更是急需大量补充战士。党中央把民族学院的学员全部留在延安，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安心学习。

　　从长征到延安，天宝就在这样的特殊关怀下一直留在后方学习。在红四方面军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在新疆新兵营还是学习，在延安民族学院仍然是学习。学员像孩子般受到爱护和保护。中央认为，经过长征留下来的这批少数民族干部，是宝贵的财富，是带领少数民族革命的火种。天宝当时并不理解这种战略思想，心想：人人上前线去抗日了，在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作为一个红军战士，怎么能留在后方，像保育院的孩子一样受人照顾？眼看着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学员高唱着《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一批批奔赴抗日前线，自己却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天宝憋不住了。因组织已有“少数民族战士一个也不能上前线”的规定，为了上前线，他只好去找领导磨嘴皮子。他向领导提出，坚决要求上前线去。

　　年代久远，天宝已经记不起找的那位领导的名字，但是与领导的那番争论一直记得非常清楚：

　　领导说不行，少数民族战士当前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能上前线。

　　天宝情急之下只好冒充汉族：我不是少数民族，我是汉族，我可以上前线。

　　你是汉族？你说说，你是什么地方人？

　　天宝参加革命就在红四方面军。长征之前，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的最多。当时红四方面军中，“通南巴”被经常挂在嘴上，天宝早已听熟了。被问急了，就只好说，我是通南巴县的人。

　　通南巴！你知道通南巴是什么地方？是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的简称，是革命根据地。你以为你是佛爷，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出生。领导指着天宝的鼻子说，连撒谎都不会撒，就凭这一点，也不能让你上前线，老老实实给我在延安学习。连通南巴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以后你怎么领导藏族人民建设新家乡，建设新西藏。天宝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别人都在前线奋勇杀敌，自己却被留在延安的“保育院”！中共中央为将来培养和储备民族干部的深远用意，天宝当时是无法深刻理解的。延安民族学院的学员不仅抗日战争时期没能上前线，解放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也没有让他们上前线。几十年后，每谈起这件事，他依然感慨不已：“党对我们这批红军战士给予多么无微不至的关怀，寄予多么大的期望啊！”

　　1943年，国民党胡宗南部准备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央决定先把他们送到内蒙古草原深处，交给乌兰夫。延安民族学院院长李维汉交代乌兰夫：一方面分配适当工作，让他们锻炼，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护他们。天宝和其他民族学员被送往内蒙古草原深处，在乌兰夫领导下工作。天宝去了内蒙古草原后，任八路军三边分区伊克昭盟蒙汉支队第三大队教导员。内蒙古是最早解放的地区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天宝在这里得到从事民族工作的锻炼。用现在的话来说，天宝一直在充电。在内蒙古抗日前线，天宝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工作，任八路军三边分区伊克昭盟蒙汉支队第三大队教导员、伊西工委委员。期间，他与同志们广泛宣传、组织、团结、争取蒙汉各阶层人士抗日，争取国民党驻军和蒙古族地方武装开展联合抗日。党组织还把天宝派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去创办抗战干部培训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上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后来，形势一好，他们就回了延安。1947年，胡宗南再次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准备撤离，天宝他们又被送去内蒙古草原。解放战争时期，天宝一直在蒙汉骑兵支队担任政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放西藏被提上中共中央紧迫的议事日程，迫切需要一批具有高素质的藏族干部，像天宝这样经过多年精心培养、经受过革命锻炼的藏族干部正好派上用场。从此，天宝与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等重大历史时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50年，在旧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妄图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帝国主义纷纷插手西藏的紧要关头，已积累了丰富民族工作经验的天宝，被邓小平、刘伯承等从西北局调到西藏工委，挑起进军西藏、和平解放的先锋重担，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在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天宝成为我们党“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指导原则的生动实践者，他不仅参与制定了许多适合西藏情况的重大方针政策，还身体力行，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争取藏区各阶层人士对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理解和支持，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又如，在平息川西藏区黑水暴乱中，天宝更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政治家的高超智慧，把参与叛乱的绝大多数人争取到人民政府一边，迅速平息了叛乱，为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站稳脚跟，巩固了基础，建立了功勋。1969年，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遭受“文革”浩劫的西藏，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在此危难之际，周恩来总理点名熟悉西藏历史风俗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天宝进藏工作。天宝在西藏一干就是12年，与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一道担起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发展生产、稳定局势、改革开放的重任。天宝对西藏浸透了深情和心血，也奉献出大智和大勇，他建立的卓越功绩，深深铭刻在西藏的发展史上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心中。2008年2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天宝在成都逝世，享年92岁。中央领导送来花圈，对天宝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弹指一挥间，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年了，战争的硝烟虽早已散去，但那段历史却永远被牢记，那段用中华儿女鲜血换来的胜利、刻骨铭心的历史将永载史册，那些包括天宝等藏族同志在内的中华儿女拼死抗争抵御外敌的不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