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学的理论建设工作积累了丰厚的理论成果与研究经验，也遇到了不少新的挑战。回顾这一时期史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梳理相关问题，有助于当今的史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前辈的治学方法和精神，以推动史学研究工作的发展繁荣。有鉴于此，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和中国区域文化研究院近日在芜湖共同主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与徽学研究”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深入交流，既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的理论演进、价值功用、传承发展等问题，也为如何加强理论指导以促进徽学研究提出了建议。

　　史学理论的发展与功用。与会者普遍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史学理论主要有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在古代，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学名家提出了一系列传统史学理论；进入近代后，大量西方史学新方法、新思维传入中国，以梁启超、李大钊等为代表的近代史学先驱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以往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范文澜、白寿彝等史学前辈在辩证唯物主义史学的指导下，吸收和借鉴国外史学新方法，将我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推至新的高度。针对当前史学发展的新情况，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加强理论体系的构建，重点关注历史和史学发展规律、唯物史观与史学的评价和社会功能。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还应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在历史文献的考证、史著编撰的原则、具体史学方法和史学交叉学科发展等方面的水准。在论及史学理论的功用时，与会学者认为它不仅可以为具体研究实践提供不可或缺的价值观与方法论，拓展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还能规范史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大家认为，近年国内的历史研究中，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相对缺失，以至于与微观、具体研究成果产生脱节，急需加强史学理论建设。

　　史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史学理论建设中，批判继承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这就需要史学工作者在前人基础上认真地去深入发掘、梳理和阐发，并将它同当代史学的理论成果结合起来，以形成史学理论领域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史学理论的传承和创新工作离不开每个史学工作者的理论自觉、理论积累以及研究实践，历史学的理论建设绝非是少数致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就能胜任的，它同时需要致力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从自己的研究中加以概括和提炼，以充实、提高原有的理论认识。

　　徽学研究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与会学者指出，徽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32—1949年是徽学的萌芽发端时期；1949—1976年为徽学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1977年至今为徽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其发展与繁荣时期。大家认为，明清以来的徽州历史文化可以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后期的“活化石”，徽州地区保存下来的丰富的物质遗存和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已经引起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者的特别重视，产生了大量细致又具体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徽学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理论建设需要加强。有学者以徽州文书为例分析指出，徽州文书存世数量超过100万件，近几年整理研究进入高潮，主要有专题类、研究性、影印出版三类，这些成果虽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缺乏整体视野和理论关怀，没有运用“村落文书”“归户文书”等理论方法，致使徽州文书散乱化、碎片化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因此，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是徽学研究的同等重要的两个环节，缺一不可，加强理论构建是徽学研究继续推进的重中之重。（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