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曾经像‘天书’一样的文件，现在的确更容易看懂了”。

　　当厚厚的几大本带着图标、数据的财政预算报告，摆在谢强代表面前时，这位贵州省工商联副主席感到一阵兴奋。

　　3月8日至9日上午，人大代表审查预算报告。新《预算法》自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后，呈现在人大代表们眼前的“国家账本”越来越明晰起来。

　　贵阳学院院长毛有碧代表开门见山地评价说，“钱从哪儿来？钱花哪儿去？简单形象的图表和财政名词解释，让新一年的‘国家账本’好看易懂。”

　　《工人日报》记者注意到，类似毛有碧代表这样的观点，在人大会议3月8日下午进行的小组审查中多有出现。当然，在赞叹肯定的同时，代表们眼中的这份“国家账本”，仍有需要细化的地方。

　　专项转移支付尚待更合理

　　“比如，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过高，还存在‘跑部钱进’的情况，这也侧面说明资金使用是否科学合理。”在贵州代表团的小组会上，毛有碧代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她所说的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委托地方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资金接受者需按规定用途使用。正在接受审查的预算报告显示，2016年的专项转移支付为20923.61亿元，下降3.2%.

　　多位人大代表提醒，应该注意专项转移支付执行情况的审计结果。依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情况，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拥有大小不同权力的国家部委多达37个。

　　2万亿元左右的专项转移资金，分散到各部门依然显得僧多粥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代表，也在小组审查中批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之处。

　　“专项转移不透明，支出用途划定以后，地方没有了余地，动一动就违反财政纪律。能不能结合正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来调整，让地方自己安排资金使用，解决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彭森代表说。

　　事实上，今年的预算报告已经明确表示，从严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数量，切实压减项目金额。彭森代表称：“专项转移项目确实在压减，从以前的200多项减少到今年的90多项。但是，我认为还要继续考虑大规模缩减。”

　　有限财力一定要“花对地方”

　　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代表看来，越来越多的代表在看懂预算报告的基础上，已经开始越来越关注“国家账本”的钱是不是“花好了”和“花对了”。

　　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经济学家提醒说，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一边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另一边不能缩减应该办的民生要事，这就更需要考虑怎样把有限的财力一定要“花对地方”。

　　“要侧重地下网管和环保设施的投资，可以适当放缓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的投入。”吴晓灵代表解释说，“一个是‘有’和‘无’的关系，一个是‘有’和‘更好’的关系。农村河流污染严重，像地下管网这类人民生活日常设施的投入，非常重要。”

　　在小组审查中，吴晓灵代表同时提出，国家预算要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养老设施的投入，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要下大力气。

　　“现在，很多地方总是骄傲于建了多少图书馆和大剧场。但是，这些都是物理的统计，究竟有多少人多少场活动真正在那儿举办呢？”吴晓灵代表认为，“老百姓更关注的是，居家周围有多少养老、医疗、文化和教育设施。显然，政府应该多在这方面下功夫。”

　　“以学生生均费用看，北京能达到1万多元，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仅仅几千元。”在公共服务方面，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状况，也清晰地印证着吴晓灵代表的观点，显示出预算要花对地方、花出效果的迫切重要性。

　　预算好坏是向绩效看齐

　　吴晓灵代表刚刚提出问题，同组参加审查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潮代表就“贡献良方”，呼吁在财政体系中尽快建立预算绩效管理。

　　“除了预算做精做细，衡量预算好坏的标准还是向绩效看齐。现在我们知道钱到哪儿去了，但并不等于花在那里的钱都是有效的。”孙潮代表直言不讳地说，“包括扶贫，都在花钱扶贫，但真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扶贫上了吗？”

　　“有的时候，钱给了，没花好，或者乱花。还有甚至不会花，钱被退回去的。”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张群山代表呼应说。屈庆麟代表随即响应：“先打酒后花钱，就不会扯皮了。人大要对用钱监督，要有对这笔钱花完之后效果的评估。”

　　孙潮代表建议，加快推进预算绩效考核。吴晓灵代表当场回应：“财政部一直在推进这件事。”

　　“这件事”，指的是2016年财政改革中的安排——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加强绩效管理目标管理，推进重大专项资金等重点指出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增强花钱的责任意识和效率意识。

　　吴晓灵代表还表示，“今后的财政预算重点是约束预算支出，这才是加强监督最重要的内容”。

　　记者注意到：“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的这句话，已经写入了今年的预算报告中。（本网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