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科学的理论指导、先进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群众基础外，马列主义政党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和标志，那就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和严肃的党内生活。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之上，逐步确立起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

　　率先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命题。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无原则的批评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红四军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首先，要对党员进行充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党员的思想政治化，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使党员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方法，重视调查研究，避免陷入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条件。再次，要进行正确的批评，这是党内生活政治化的重要保证和关键。

　　率先提出“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命题。我国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长期占优势的国家，这种社会环境反映到党内就导致民主生活不足。在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党面临着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发挥各级领导机关、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在此情势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突出强调党内民主问题。他指出：“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明确提出“四个服从”的完整表述。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原则是“四个服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率先提出了“四个服从”的完整表述。鉴于张国焘不遵守党的纪律，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军阀主义行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并归纳了党的“四个服从”的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他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入党章，但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别。

　　明确提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内涵。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组织原则，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党的七大开始，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被写入党章。

　　确立了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方针。在领导延安整风过程中，毛泽东鲜明提出党内思想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针。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以便使后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所谓治病救人，就是对错误的揭发和批判是为了救人，为了帮助人教育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为了“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确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武器。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对正确开展党内批评、防止批评庸俗化的问题进行过充分阐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突出强调自我批评的问题。他指出：自我批评就好像我们“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认为，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展开“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也是延安整风之所以取得很大成效的原因。

　　领导延安整风形成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1942年至1945年进行的延安整风是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次生动实践。我们党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运用“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着力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经过延安整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巩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得到确立，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团结统一得到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逐步形成。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又突出强调加强纪律性，提出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和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等，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规范。（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