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在中国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提起这个名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那部多卷本鸿篇巨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本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下文用其原名的缩写SCC来表示），知识界人士或许还能就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意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关于李约瑟的SCC，还有两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其中之一是说它的意义在于向世人揭示了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许多发明创造来自中国，另一个是说作者撰写这部系列大书的目的就是回答后来以其冠名的历史问题。它们看上去都有一定道理，细究下来又缺乏全面而充分的说服力。

　　其实，李约瑟工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中国”和“科学与技术”的范畴，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先驱，他写作SCC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而中国古代的自然观与技术成就正是抵达这一目标的理想引桥。

　　当时李约瑟正在中国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得以与中国大后方的诸多顶尖科学家与一流学者切磋交流。1944年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在家工作，着手准备S&CiC（即SCC）一书的计划。”从1948年他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通信还可以证实，他的初衷只是出版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一本专著。然而随着计划的开展与国际合作团队的扩大，当初的出版一本书就变成了写作七大卷合计27个分册的庞大计划。

　　《文明的滴定》由李约瑟1944至1966年间陆续发表的八篇论文组成，它们分别是：《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1963）、《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1964）、《科学与社会变迁》（1946）、《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社会》（1960）、《论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1953）、《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964）、《时间与东方人》（1966），以及《人法与自然法则》（1967）。实际上，李约瑟早年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本《文明的滴定》里；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他生前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最完整表述，也在1969年结集出版的这本文集之中。

　　《文明的滴定》出版后，很快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1970年1月，《科学》杂志发表了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麦克·内尔题为《中国成就》的书评，称此书“导致了西方对中国科学与技术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关注”；在批评了李约瑟的历史决定论倾向之后，内尔认为后两篇论文的入选，“显示了从一种在1944年还是幼稚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向一种更为宽容的有限自治思想演变的线索”。

　　1971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学家葛瑞汉在《亚洲专刊》上著文，称“这些文章中的每一篇都是他那过人能力的缩影，即组织大量材料来为明晰地论述一个问题服务的本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向前追溯二十年”。同年席文在《亚洲研究》上发表书评，指出“李约瑟问题”与“科学革命”议题的关系。

　　除了不同的英文版外，《文明的滴定》也被译成多种其他文字。关于书名，两岸学者过去都译作“大滴定”，本书借用日译本的做法名之为《文明的滴定》，我认为更妥帖。

　　本书译者张卜天是一位很有潜力的青年学者。最近几年来，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承担起一个名为“科学源流译丛”的庞大计划，以平均每年译成3本书的速度，将涉及中世纪晚期至科学革命之后西方科学发展的重要经典，陆续引介给中文读者。他的译文得到业内人士的赞赏，甚至包括某位相当挑剔的原作者在内。然而这个年轻人的雄心不止于当一名合格的翻译家，我在写给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推荐信中说：“他的主要兴趣是从事一项有关前现代东、西方自然观的比较研究，翻译《文明的滴定》只是这一计划的学术准备之一。”

　　愿李约瑟这部文集的读者群因此而成倍地扩大，他的宏大论纲与睿智思想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悉。（作者系中国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本文为作者为《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书所写序言，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