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陈恭禄著，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继2012年陈恭禄先生遗著《中国近代史》出版之后，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国通史》又出版了。此书共60篇，前20篇从史前到三国，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版，亦为高校通用教材；后40篇似未曾正式出版。作为金陵大学历史系现今仅存的少数受业者之一，我对此确实感慨万千。

　　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堪称开山之力作

　　金陵大学仿行牛津导师制，新生从入学之始就有一位指定导师。陈恭禄先生是我的导师，照例要找我谈谈话，介绍校、系情况。陈先生话不多，主要是帮助我选课，但也只不过说说而已，让我自己随意选定。他给我的印象很像一位冬烘塾师，一袭旧布长袍，不到50岁已经“谢顶”，显得有点老态龙钟。

　　说来惭愧，我当时三心二意，痴迷于文学写作，并未认真攻读历史专业。所以除听课交作业以外，我从未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向他请教。倒是贝德士夫妇对学生非常热情，常在家中举行Party，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而且还帮助我向美国新闻处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阅览室借阅最新出版的印第安文学书籍。我在金大历史系就读时间不到两年半，加以性格比较内向，所以与老师关系比较疏远。直到1954年在华中师院主讲中国近代史后，这才感到未能完成历史系本科学业的遗憾，并且多次通过信函向恭禄老师请教有关教学、科研方面的问题。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已经日趋艰难，但仍热心为我指点治学门径。

　　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陈伯达在《四大家族》一书中直指他是“反动历史学家”，恭禄老师后来曾成为当然的批判对象，甚至连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主干课程都不能担任，只能讲点史料学之类辅助课程。他本来是南京地区的知名教授之一，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册《中国近代史》堪称开山之力作，许多中外著名学者如钱存训、程千帆、吴天威、牟复礼、陈大端等，都曾先后受业于他的门下，眼界甚高的顾颉刚也充分肯定他的中国通史与中国近代史著作。可是，自从1952年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以后，他却始终未能志气发舒，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直至1966年10月病故。

　　恭禄先生对人口问题极为重视，常以人口问题解析社会

　　不过，“文革”以后情况总算有了明显变化，他的主要遗著陆续出版或再版，学校与社会对他也逐渐恢复了尊重。

　　实事求是地说，陈恭禄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学者。根据我的记忆，无论课堂内外，他都不谈政治，更没有发表任何政治主张。说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可能有拔高之嫌，因为无论在理念上或行动上他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在我的印象里，与其说他是自由主义，不如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他对人口问题极为重视，不仅常以人口问题解析社会动乱之源，而且身体力行服膺节制生育。每逢海外节制生育专家来南京演讲，他必定前往聆听。金大历史系学生人数很少，1948年前后不过30多人，但却是藏龙卧虎，好几位重要中共地下党员都栖身于此，学生运动的骨干更多。陈恭禄、王绳祖相继担任系主任，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但从未给以任何干预，师生关系颇为融洽。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对共产党政策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恭禄老师曾有过离开南京以避祸的想法，经进步学生私下劝慰后终于留下来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继续服务。但他却未料想到，此后竟被迫离开自己平生所最热爱的中国近代史课堂。

　　恭禄先生是一个颇为开明而又谨严的新型学者

　　恭禄老师学术上早有所成，1933年8月至1936年，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即曾主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日本史、印度史等多种课程，而且都是用自己编写的教材。当时，中央大学教授萧一山凭《清代通史》上、中两卷声望正隆，得到蒋介石的赞誉并资助其赴英国游学。恭禄老师如初生牛犊，率先向这位如日中天的权威挑战，从1932年到1934年不断在《大公报》上激烈辩难。他所批评者多属晚清中外关系部分，问题涉及史料运用及史实真伪。萧一山虽然多所反驳，但实际上已经认识到此乃自身清史巨著的软肋，所以1934年结集双方辩论文章，经由北平中华书局出版。这既体现萧氏的豁达大度，也可看出陈氏的执着真率与书生本色。也正是在1934年10月下旬，陈先生应邀在武汉大学总理纪念周上演说，题目是《教育的功用》，其中已经提到基础知识广博的重要：“如学历史的，对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必当学过。”他认为“教育不是灌输知识，乃是要有判断的能力，对于一个现象或问题，将其分析，辨别轻重利害，有个适当的解决”。他还奉劝学生要有“虚心与自信心，近代学术发达，但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有限，研究学术的人，必当虚心。遇着困难的问题，须请教前辈，遇有错误当即承认。错误是人们不易免去的，护短辩护，是学术进步的大阻碍。如同我们研究中国近百年史，近几年来，公布了不少新史料，许多重要史迹的叙述必须修正；如有其他重要史料的发现，我们仍当虚心地改正。关于自信心，就是利用科学方法，继续研究一个问题，必有相当成绩，毋庸怀疑的”。演说的结尾，再一次谆谆嘱咐学生：“我们现在的环境，和古人不同。应付新时代的问题，研究学术的方法，必须根本转变。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当有判断力，应付或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事变。”

　　上述这些史事，都说明恭禄先生虽然外貌好像一位冬烘塾师，其实是一个颇为开明而又谨严的新型学者。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理应给予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至少可以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原题：貌似“冬烘塾师”，实为“新型学者”——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