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主批判》，王绍光主编，欧树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民主的原意是指人民当家作主。但说起民主的实现形式，现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如果说直到二十世纪初对民主的实现形式还存在不同看法的话，那么自从熊彼特1942年发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以后，这种对民主实现形式的理解就几乎变成了唯一的理解。一方面，一个国家哪怕刚举办了一次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即便其它方面没有任何实质变化，就会有人欢呼它走上了民主的道路，比如缅甸。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哪怕内部政治资源的分布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没有出现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就会有人断言这个国家从未进行过政治改革，比如中国。久而久之，当提到民主时，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含义因而就从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历史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经终结了：民主变成选主。任何人只要质疑选主的民主潜质，就可能会被扣上“反民主”的帽子；然而，在其原产地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主体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选主批判》一书收录的十二篇译文，是从大量文献中筛选出来的，由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撰写，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遮蔽下，它们是一股若隐若现的清流。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休教授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民主可以获得拯救吗？我老了，看你们的了

　　《革命、代表与现代民主制的根基》的作者克里斯托弗·霍布森承认：十八世纪以前，“代表”与“民主”处于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在用“代议”对“民主”进行转基因改造以前，“西方政治思想的经典在拒绝民主方面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启蒙运动者都不曾直接、正面地谈论过民主”。按照霍布森的分析，最早将“代表”纳入对民主的构想之中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两位核心人物：托马斯·潘恩和马克西米伦·罗伯斯庇尔。另一位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约翰·邓恩对这种嫁接的看法是，“现代代议制民主几乎把民主理念改造得面目全非”，并因此对代议制民主的崛起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休教授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坦承：四十多年前自己曾想当然地在代表与民主之间划上等号，或者至少是在民主与代议制政府之间划上等号；然而现在这个假定即使不能说完全错误的话，也存在严重误导，因为代议制政府已经演化为寡头制的一个新形式，普通人民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把两者的关系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说明这种误导根深蒂固。为此，皮特金显得有点悲观，其文章《代表与民主：不稳定的联姻》以一个意味深长的问答结尾：民主可以获得拯救吗？我老了，看你们的了。

　　哈佛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拉尼·吉尼尔认为：民主是可以获得拯救的，其途径简而言之就是超越选主

　　《超越选主：反思作为陌生权贵的政治代表》的作者、哈佛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拉尼·吉尼尔认为：民主是可以获得拯救的，其途径简而言之就是超越选主。在很长的时间里，她曾把选举、投票视为实现民主的首要方式，认为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首先意味着选举满意的候选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的民权律师生涯打破了她对选主的迷信。现在，她认识到，“选主理念是一个糟糕的民主观，这尤其是因为它将政治代表与其选民分离开来，将选民彼此分离开来。……陌生权贵的统治，不论是选举的、任命的还是靠爵位得来的，都是对民主的挑战”。那么如何才能拯救民主呢？她在文中列举了选举前后公民直接参与的四个古今例证，颇具启发性。

　　《难以抓住的民主》的作者谢尔登·沃林教授也认为：民主是可以拯救的，但在宪政、在政府形式上做花拳绣腿的文章，是徒劳的、靠不住的缘木求鱼。甚至只会适得其反。宪政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宪法的作用与其说是为了保护民主，不如说是为民主设定界限，其设定的界限一定与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权力群体合拍，并使之正当化。偏重政府形式之所以是缘木求鱼，是因为民主一旦开始专门化、例行化和行政化，我们就会看到领导开始出现；等级制开始形成；各色人等的专家环绕在决策中心；命令、程序和先例取代更自生自发的政治。因此，制度化只不过是民主衰减的标志。在作者看来，民主的关键是千千万万普通公民把民主理念内化于心，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敢于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用作者的话说，民主“复兴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普通个体有能力在任何时刻创造共同性的新文化模式。个体齐心协力建造低收入住房、工厂工人所有制、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保服务、更安全的饮用水、污水排放控制以及关系日常生活的上千其他共同关切，这就是在经历一个民主时刻，就是在为发现、关怀和照料共同关注的共同性做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1%有、1%治、1%享》的文章对美国选举民主弊端的深刻回应

　　《建构政治正当性：选举民主还是政府质量》的作者博·罗斯坦认为，探寻政治正当性根源时，仅仅着眼于选举民主是远远不够的，“选举民主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没有必然的关联”。2011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斯坦的专著《政府质量：国际视野中的腐败、社会信任与不平等》。本选文就是书中的一章。在书中，罗斯坦解释说，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质量”（或“良治”、“国家能力”）感兴趣，原因很简单：世界上有一大批国家，那里建立了代议民主，其选举是“自由、公正”的，但对最广大人民的最基本经济社会福祉毫无改善。他的研究所收集的历年跨国数据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数据导致罗斯坦得出两条结论：一、政府质量与选举民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如果排序的话，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在这篇文章中，罗斯坦对一个流行的观念提出了挑战：选举民主的确立是建构政治正当性的关键。他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论证：正当性的建构、维系和破坏不是发生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而是在输出端，即政府治理的质量。从这个维度上来看，中国政府的治理质量堪称全球翘楚。

　　《不平等加剧时代的美国民主》一文是美国政治学会2004年的特别报告。其结论很简单，只有一句令人震撼的话：在实现自己的民主理想方面，美国已裹足不前，在一些领域甚至走了回头路。这个结论依据的是大量文献与数据。随着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对很多美国人而言，宪法允诺的平等权利越来越像镜中花、水中月。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可以充分行使其公民权利，他们的声音很大，政府不得不听；而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工夫发声、不会发声、发了声也没人听。这种巨大的反差是对民主的无情嘲讽。2008年，本文作者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拉里·巴特尔斯出版了《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用更详实的数据证明，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平等，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代表的不平等，政治代表的不平等导致政治影响的不平等，政治影响的不平等最终导致政策回应度的不平等。书中有几张图看得让人触目惊心：不管是哪一届美国国会，不管是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议员们在制定政策时都更倾向回应社会上层、中层，而不是下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为什么会在2011年5月发表一篇题为《1%有、1%治、1%享》的文章，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随后出现了“99%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人民已经与“选主”制度共舞200余年了，如今他们不禁要发出疑问：自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吗？（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本文根据作者为《选主批判》一书所写的“前言”编辑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

　　主题词诠释：何谓“选主”

　　民主这个词，来自于古希腊语。它本来是两个词根，一个是“民”，一个是“治”，所以民主就是民治。在相当长时间里，民主跟抽签连在一起，跟民众直接参与连在一起。所以今天讲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选主”（即选举式民主），就是选出一个“主”来，跟真正理想意义上的民主已关系不大。哈佛有个教授写了篇文章批评“Electocracy”，他用英文造了这个词，翻成中文就是“选主”。在社会经济资源非常不平等的情况下，民主被颠覆、被收买、被曲解，“民主”慢慢退化为“选主”，“选主”很可能退化为“金主”，就是金钱作主。（钟河辑自《东方早报》）